当记者赶到北川县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时候,该县县委书记宋明正在开晨会,安排一天的工作。

　　时间是5月29日的早上9时,地点是在北川县擂鼓镇一块四面环山的空地上。这一天阴云密布,不远处,著名的唐家山堰塞湖像是架在北川脖子上的利剑。

　　宋明当日的主要工作就是部署、落实群众撤离。我们的对话趁着他吃早餐和工作的间隙时间展开。不时,有人进来要求采访或者请示工作。他的早餐是两个煮鸡蛋、一碗稀饭,几块臭豆腐。

　　地震1个多小时后就成立指挥部

　　宋明是因为接到了省里十七大精神学习培训班的通知,在5月12日中午2时多驱车赶往绵阳学习,才得以逃过此劫的。“如果晚走一步,就会在临近县城被活埋了。”

　　当时,他下车看明情况后,当即就打电话同县城和市里联系,电话已经不通,因此和司机马上调头往回赶。

　　“终于赶到了北川中学,一看楼已经塌掉了,1000多个学生已经被埋在废墟下面了。幸存的几个老师哭喊着围了过来……”

　　说到这里,这40多岁的壮年汉子不禁黯然。他当即在学校临时成立了一个救援指挥部,同时令人骑摩托车赶往绵阳报信。“口信只有一句话,北川遭受特大地震,请求部队火速增援!”宋明说。

　　一个多小时后,北川县长经大忠也组织了幸存的几位领导干部赶来,宋明马上在中学广场上主持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同时把群众向安全的地方疏散。

　　“当晚就在县政府前的广场上开了动员大会,给每一个干部分工,确定了北川中学、县城这两大重点搜救区。”宋明神色凝重地说,他的脸上流露出一丝疲惫。

　　每天,他和他的同事们要工作到凌晨一两点钟才能睡觉,而早上五六点钟就要起床工作。他的帐篷跟普通群众相比,只不过多了一张床、一张简陋的书桌和一个并不算明亮的电灯。

　　一生中仅有的精神财富

　　5月12日下午2时28分的特大地震,震垮的山把城关包成严严实实的“饺子”,大批北川居民和领导干部丧生,10多万人流离失所。每一个人的吃喝拉撒都得依靠这批幸存干部和绵阳市的派出干部来共同完成,他们真正变成了“父母官”。

　　“北川县受灾如此惨重。我们那么多的同志、同胞死亡。我们更全心全意地为灾区群众着想,我们的心灵得到一次净化,我们全体北川人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也得到了激发。”宋明说,“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活着的很多干部,都失去了许多亲人,却仍然奋斗在前线。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能经历这样一种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是一生中仅有的宝贵精神财富。”

　　宋明此言非虚,据记者所知,北川县的政法委书记张同凯在废墟之下埋了75个小时才获救,靠着一瓶水、喝自己的尿和强烈的求生意志才活了下来,仅仅休息一天就强烈要求投入工作。

　　“越是在危难时刻,我们越是要第一时间让群众感到我们党和他们站在一起,并肩战斗。我们幸存下来的干部,无论有无亲友伤亡,都是在得知地震消息的第一时间赶回北川参加抗震救灾工作。”宋明说。

　　选址重建安全摆第一位

　　“一周后,将安置首批2000名受灾群众入住板房。只待我们的受灾群众全都住进板房,我们就将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具有整体性的社区。”谈起群众生活即将得到改善,宋明的神色立刻变好了一些。

　　他高兴地说,还将发动受灾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这样,可能增强我们共同的社区感。”

　　记者得到的一份官方资料显示,北川将在1个月内完成14.3万名群众的安置工作,用两个月时间完成基础设施。建设、交通、水务、电力、通信等部门将在10天内拿出建设规划；用10天时间完成集中安置和村社分散安置计划；及时兑现受灾群众的各项补偿政策。

　　至于北川未来的选址重建,“安全是第一位的。”宋明强调说。

　　“从我们‘滴滴’小的时候,就听说要迁城,就是一直没迁成。”一位北川人告诉记者。

　　1951年,北川县城从禹里搬迁到曲山镇。当时,一些残余武装势力向老县城发起过攻击。北川县领导班子紧急决定将县城迁至曲山镇。这样,距离安县和江油更近,可以得到支援。这样仓促选址,可能很难谈得上科学选址。而早在唐山大地震后,地质专家来北川勘察就指出,北川县城正好处在龙门山的地震断裂带上。

　　除此而外,宋明还表示,重建北川还必须有利于北川的发展,有利于吸纳群众居住、就业,有利于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保持羌族的文化传承。“这毕竟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图/文本报记者周志坤徐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