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直击北京卫生局心理危机干预队一次艰难的心理救援
在北京市卫生局派往四川灾区参与救援的队伍中，有一支专门负责心理危机干预的小队。进入灾区5天来他们奔波于医院和民众居住区，安抚那些在灾难中遭受创伤的心灵。昨天，记者跟随负责带队的回龙观医院副主任医师王健，身穿防护服进入传染病隔离病房，全程目睹了一次特殊而艰难的心理救援。
从茂县灾区转送至成都铁路中心医院，五天来李淑芳一直拒绝截肢手术。
“疼，疼得很！”每当有人关切地询问她时，这位81岁的老人便会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方言痛苦地大声叫嚷。此时她在地震中被砸伤的左脚，宛如被火燎焦的植物枝杈，早已枯萎成漆黑的一团，脚面的伤口敞开了一条又长又深的宽缝。但是她却不耐烦地对医生喊道：“我不锯腿！”
李淑芳的另一条腿裹着厚厚的石膏。“你就像这个样子弄一下，把那只脚也包上，慢慢养着就会好的。”她反复告诉前来察看点滴的护士。在她看来，左脚的伤痛算不得什么大毛病；尽管此时主治医师已经在她的病例上写下了“干性坏疽”四个字。所有的医生都告诉她，如果非要保住这条腿，她的生命便很可能因此而骤然终结。
让老人同意进行截肢手术，对身经百战的王健来说，是一次艰难的挑战。
敞开心扉从亲情开始
考虑到坏疽可能造成的传染风险，王健必须穿上厚重的防护服，戴着口罩、塑胶手套等才能进入隔离病房。在此之前，他仔细向医护人员询问了有关李淑芳的所有细节；当听说老人的5个儿子和1个女儿全部失去联系之后，他的表情非常凝重。用专业术语来说，王健将亲人称为“社会支持系统”，“在破坏性压力下，社会支持系统尤为重要。”他决定将亲情作为打开老人心扉的突破口。
“请你看一下，过来看，疼得很！”面对出现在眼前的这个穿白大褂的陌生人，李淑芳似乎并没有排斥的意思。“你家里还有什么人？”王健一边观察需要截肢的脚，一边像是闲聊那样询问。
“家里还有儿子。”老人回答。
“儿子的情况你知道吗？”
“不晓得。”
王健突然说出一句出人意料的话，“他们正在往这边来的路上。”听到这句话，老人的脸上掠过一丝愕然。但她马上便将话题重新转向那只需要截肢的脚：“要包上，包着慢慢来。”
“光包不行，治疗不彻底……”王健的语气似乎略带一点犹豫。老人却丝毫没有妥协的意思：“完全不锯，锯了我不同意。”
“如果不锯，可能会保不住命。”
“保不住就算了。”
眼看着双方即将陷入僵局，王健淡淡地说：“我们大家都很关心您，您的家人也很关心您，儿子们希望能和您好好在一起。”
老人自嘲般地笑了：“5个儿子，各人都有个人的家。”“您是不是担心锯了之后没人照顾您？”王健追问道。
老人告诉王健，只有30多岁尚未结婚的老幺和她住在一起。王健继续追问：“如果他同意锯呢？”老人不假思索地扭过头去：“他同意我也不同意！”
对峙在“谎言”中化解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但是双方对峙的状态却丝毫没有出现转机。尽管她承认左脚的伤口越来越疼，但当作为助手的孙大夫试探性地告诉她，如果不动手术可能会疼整整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时，老人却赌气般地回应：“一年就一年。”她似乎不愿再面对这个话题，不耐烦地摆摆手：“不说了，不说了。”
面对这位思想顽固同时并不具备任何医学知识的老人，一般的解释手段显然已经无效，王健意识到自己只能在对话中捕捉到老人的心理破绽。此时他的脑海中正在经历一次重新选择：“如果不能直接说服她进行截肢手术，至少也要让她同意接受包扎之外的治疗方式。”
“您自己想怎么治疗？”王健问道。
还是那句嘀咕了数日的话：“给我包一下，慢慢就恢复了。” “您同意上药吗？”王健试探着继续发问。
“同意。”看到对方似乎准备接受自己的意见，老人的态度也有了明显转变。“上药的话，必须换一个地方才行，比如到治疗室去，您同意吗？”
“要用麻药吗？”老人第一次带着关注的神情询问医生。“用麻药，而且还要把不太好的地方处理掉，您同意吗？”
当王健用这种婉转的方式将截肢手术重新表述出来后，所有人的心几乎都悬了起来，只有老人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而她的回答更是突兀得有些出人意料：
“好！好！”她对医生伸起大拇指，“感谢你!”
本报代寻李淑芳亲人
王健立即向主治医师通报了这一突破性进展。他承认这只是一个“善意的谎言”，但是却能够达到挽救生命的目的。
然而他也同时提醒主治医师，当麻醉药的作用消失后，从手术中醒来的老人一旦发现自己被截肢，很可能产生更加严重的心理反应，也可能因为产生被欺骗的感觉而对王健不再信任。而此时最好的办法是能够尽快寻找到她的亲人。
当得知李淑芳老人的一位外孙正在北京工作时，王健立即与成都铁路中心医院协商，提出由本报在北京为老人寻找亲人的建议。“这位亲属具有一定的学历，眼界比较开阔，更容易用亲情来感动老人，使她接受截肢手术的事实。”
李淑芳婆婆的外孙你在哪里？
成都铁路中心医院的联系电话：
028-86432243；028-86434237
本报热线电话：010-85202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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