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男性扎堆，没有一个异性的地方，我们会听到这样话粗理不粗的话：“只要是个母的，就是漂亮的”。那么，在一个女性扎堆，男人稀缺的地方呢？据4月23日《生活新报》关于“农民‘西门庆’与十余少妇有染，被村民乱棒打死”的报道告诉我们：恶棍也会变成女人的“偶像”。

　　这位叫杜凤华的农民“西门庆”之所以能够对这些妇女为所欲为，是因为男人外出打工之后，该村慢慢成了当地人形容的 “寡妇村”。家中没有顶梁柱，也没有安全感，这些留守妇女那微势的力量常常抵不住一个恶棍的冲击，所以才会出现一些留守妇女们将杜凤华这名始终以蹂躏她们的肉体为目的的恶棍，看成了各自精神和身体上的依靠。这样说并非诋毁那些留守妇女，而是对她们的处境深表同情。她们在默默操持着家务的同时，也饱受着对丈夫相思之苦的煎熬。她们用大山一般的隐忍和沉默，为中国城市的发展奉献着自己，说她们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付出者之一实不为过，她们是可爱的人。是谁让她们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寡妇”？是城乡二元割裂的体制。换句话说，农村留守妇女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下，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体制性寡妇”。

　　从农村角度看，那里有赖以生存的土地等资源，他们不能够一走了之，不守着就可能变成无根的浮萍。从城市角度看，由于户籍等一系列的门槛，一个农民工要在城市安身立命并非易事，更不要说拖家带口。割裂的城乡，让这些妇女就处于十分尴尬的生存处境之中———走不能走，留又留得十分可怜。

　　前几年，有人注意到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其实，留守妇女同样是一个大问题，儿童关系社会的未来，妇女关系家庭的和谐。将“留守问题”当成一个社会问题来思考，而不是分散地让每个家庭默默地承担，理应成为政府的责任和社会的援助对象。总之，如果说发展必须要让一些人付出代价的话，那么我们能不能将这种代价尽量减少到最低？这就是实实在在的以人为本，这是我们可为之处，关键就在于有为还是无为。 (廖保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