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后：遇害者遗体火化运回保山安葬

　　下午5时30分许，王伟的遗体火化完毕，家属一行捧着王伟的遗像，从楚雄殡仪馆乘车离开。

　　一路上，白色依维柯在前疾驰，我们一行则在后紧紧跟随。因顾忌随行家属的民警会对我们的采访进行阻挠，我们没敢把车距靠得太近，始终保持在150-200米的距离。所幸，依维柯的白色还算显眼，车牌号云E25780也早被熟记于心，几度在红灯路口其差点驶出我们的视线，硬是靠踩着红灯的“点数”疾驰，才跟了上去。

　　20余分钟后，依维柯缓缓停在玉波酒店门口，王伟家属在陪同民警的搀扶下走进酒店。还是不敢靠得太近，5分钟后，我们方才走进酒店大厅，根据电梯停留的层数我们判断，王伟众位家属应是住在5楼的某几个房间。随后，我们也在该酒店5楼和3楼分别开了两个房间住下，计划让王伟家属吃饭休息一段时间后，再继续之前殡仪馆内未能完成的部分采访内容。

　　我们在5楼的房号为509，王伟母亲及其妻子的房间506就在我们的斜对面。晚上9时25分，我们轻轻敲响了506的房门，但当王伟妻子开门的一瞬间，隔壁一直开着门的505房间也同时走出一名警校的女民警，她听到了动静！

　　本想与家属再做进一步深谈的我们，却因为惊动了民警，不得已而终止。几分钟后，一名号称“酒店是我开的，你们必须立刻离开”的男子大步冲进506房间，他对我们说：“现在案件在调查中，所有无关人员不得与受害者家属接触！”在我们的要求下，男子出示了他的警官证：楚雄州公安局，尹××。

　　随后，这名尹警官继续说：“你们未经允许进入他人房间，再不离开我就要报110了！”对其咄咄逼人的声势，我们始终采取忍让态度，并主动提出大家坐下来慢慢沟通。但尹警官拿出电话开始拨打，从其断断续续的说话中我们听到，原来他所说的110，似乎是自己部门的一个“主任”。

　　挂掉电话，尹警官告诉我们，110随后就会赶到，并会将我们带离。整个过程中，这名尹警官始终不肯放低其说话的嗓门，还称这是“为了让你们听得更清楚一点”。看着站在一边的王伟母亲及妻子脸上尚未褪去的悲伤，我们不忍再因为来自他人的吵嚷打扰这对婆媳，于是走出房间来到走廊上

　　不料，尹警官这时又跟了出来，称即便我们站在走廊上也不行，必须马上离开这家酒店。“这酒店是我开的，你们必须现在就离开！”面对如此要求，我们终于向尹警官提出了质疑：“警官还可以开酒店搞副业吗？”到此，尹警官这才变了脸色，小声改口称，他说的是开房间。

　　随后，尹警官在电话里称呼的“主任”带着几名民警来到，称确实因为该案还在办理中不方便接受采访，请我们暂时离开。眼看当晚与王伟家属进一步深谈的计划无望，我们回到自己的房间。

　　我们回到房间后又多次拨打了王伟母亲及其妻子的房间电话，但一直都无人接听，估计电话线已被人拔除。这一晚，众民警在5楼开的房间始终开着门，亮着灯，可以清晰地听见，几名操着楚雄口音的民警打牌直到很晚。

　　第二天一早，王伟家属被送回了保山。前天，王伟在保山入土为安。　

　　亡羊补牢：兄弟警校在培学员外出需汇报　

　　4月16日，我们从云南省的另一所警察学校部分在培学员口中了解到，由于楚雄警校发生的该起恶性案件，该校也开始对目前正在校内参加培训的所有学员加强了管理。

　　“关于这件事的传闻至少有两个版本，有说是楚雄警校的在培学员因周末外出喝酒，产生内讧后打起来就发生命案。还有说学员遭到黑恶势力的袭击。”据一名来自州市的该校在培学员介绍，目前，该校的老师们已对所有学员作出告诫：周末外出不要酗酒，如遇突发事件应迅速向相关部门求助，不要逞一时之勇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原来我们周末外出、外宿是没人管的，但现在管得非常严格了，即便是周末的白天需要外出，也必须向主管队长汇报具体去向和返回时间。”该校的一名在培学员说。

　　楚雄警校的凶案虽然在当地被要求严密封锁消息，但我们连日来在楚雄的大街小巷追访事件的真相时，许多出租车司机还是有所耳闻。一名司机告诉我们，事发第二天他的车搭载了一名很斯文的女子，像是在机关工作的。闲聊中，女子无意中说起头天夜里警校里死了2名学员，但到底是什么原因还不清楚。的哥急了：“在警校里都不安全？难道警察都保护不了自己？”这事在的哥心里打了结，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郑重地交待在外地念大学的女儿，在学校里一定要注意安全，和同学搞好关系。

　　楚雄师范学院跟警校相距不过百米远。4月16日，我们在学院附近的5路车站对正在等车的学生进行了随机采访。部分学生反映，他们所在年级的系主任给大家简单通报过情况。“老师说几名警校学生酗酒打架，结果酿成了命案，让我们不要去那些乱糟糟的娱乐场所”。

　　保山对话疑凶母亲：供他读书欠的债一辈子都还不完

　　4月18日上午，我们从楚雄向保山市隆阳区进发，寻找王建军的老家。

　　进入隆阳区已近下午4时，一路走，一路问，本以为漫无边际地找寻却迎来不错的运气。走在街上，意外发现真有群众对8天前的“警校事件”窃窃私语。从人们小心翼翼的谈话中，我们获知一个地名，隆阳区金鸡乡——王建军家所在地。

　　从隆阳区找到金鸡乡，又从东方村委会问到下东方十队，一个离城区只有十余公里的小村。

　　王建军乳名叫“蜜桃”

　　“村里来了几个外人，找王家的。”所经之处，村民都用一种异样的眼神打量着我们。提起王建军，他们就问：“是不是前几天在楚雄死掉的那个？”在一名热心村民的带领下，我们敲响了王建军家的大门，此时，已是下午5时许。

　　“吃饭了吗？”王建军的小姨缓缓地打开门时，坐在院里的王父王母也同时作出了这样的问候。似乎对于近期经常会突然找上门的陌生人，一家人已不再觉得意外。出于热情好客的本性，48岁的王母起身就要去厨房准备吃的，我们赶紧将其拦下。

　　确如之前所了解到的，王建军家庭条件并不宽裕：一幢20余平方米的土木结构瓦房1982年盖起来后就没再翻修过，在邻居家的砖房衬托下显得低矮陈旧。狭窄的院坝，摆下一张小桌后更显拥挤，连单人通行都需侧身。几头刚出生10余天的小猪在院里窜来窜去，王母说，这些猪仔都还太小，要想卖钱，至少还要等2个月左右。除了猪仔养殖，家里还养鸡，这就是他们家全部的经济来源。

　　待我们把来意坦诚相告，之前一直礼遇有加的王母突然露出一丝古怪的表情，她说，一开始她把我们误认成了来自外地的警察，以为儿子的案情有了结果，我们是来传信的……稍许平静后，王母捂着脸痛苦地开了口：“在我们父母眼里，蜜桃(王建军的乳名)是优秀的，不优秀不可能考上警察……”

　　母亲：王建军很孝顺

　　1984年，王建军出生在这个贫寒的农村家庭。5岁时，父母又给他生下一个妹妹。一家4口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但两个孩子非常懂事听话，从小学习成绩都不错，王建军初中毕业就考上了武汉一所警官学院，中专和大专一并修读。这一来，父母为了帮他筹集学费和生活费，除了每天到地里干活，还额外搞起了养殖，忙得不可开交。

　　然而好景不长，父亲因为长期劳累过度，导致脊柱病变压迫到脊神经，医生嘱咐他不能再做重农活，否则有可能瘫痪，而高达10余万元的手术费又让这对老人望而却步，为了孩子，王建军的母亲从那以后只身担下整个家庭的重担。“那时，蜜桃每学期的学费就需要四五千元，每个月还要给他汇500元生活费。这些钱，我们只能到处去借。”据王母说，他们通过向信用社贷款，四处找亲戚朋友借钱来贴补两个孩子读书所需的开支，逐渐欠下了20余万元巨额外债。而这些苦楚，因为担心王建军在外读书受影响，父母一直瞒着他。

　　“他只知道家里为了供他和妹妹读书欠下很多钱，具体是多少我们没告诉他。他也很懂事，每个星期都会打电话回家询问他爸爸的病情，还交待我千万别太累，一定要注意休息。”王母回忆说，虽然家境贫寒，但王建军对父母一直很孝顺。有一次回家过完寒假后，母亲为了给他筹集去武汉读书的路费，悄悄把戴在手上多年、有着深刻意义的一枚金戒指送到当铺，准备当些钱为儿子买车票。王建军知道后立即冲到当铺，强行把戒指夺了回来。他哭着对母亲说，如果为了自己的车票就要典当这么重要的戒指，他情愿不再读书。王母吓坏了，再也不敢提典当戒指的事，只好又找亲戚借钱，为王建军买了车票。

　　连考4次终于考上警察

　　2003年，从学校毕业的王建军回到了家乡，他先在保山市公安局应聘当了保安，后来又去当地交警高管支队做了协管员。“他每个月才320元工资，交给单位100元伙食费后更是连自己的花销都不够，常常得靠家里接济。”王母说，有一次王建军的同事结婚，他本来只打算送50元的礼钱，但后来听说同事们送的都是100元，囊中羞涩的王建军只能向母亲开口。母亲劝他量力而行，但他低着头沉默不语，半天才憋出一句：“就我一个人送少了，不好……”无奈之下，母亲只好从家里为数不多的生活费中硬挤出100元钱，交到王建军手里。

　　除了送礼一事，生活中的王建军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以前在家时节俭的习惯不见了，他开始反对父母吃剩菜剩饭，还告诉母亲吃过夜饭菜不卫生。只要他在家吃饭，当晚剩下的饭菜都会被他拿去倒掉喂猪。

　　有了工作却仍然解决不了贫困，王建军思前想后，决定去报考警察，却没想到，他这一考就是4次：2004年报考禁毒警、2005年报考森林公安、2006年报考交警，王建军屡屡与成功擦肩而过。“特别是2006年，他本来已通过笔试进入了面试，但面试分数仅差了前面一名男生0.1分，又被淘汰了。”王母回忆说，在这段时间里，为了怕儿子心理负担过重，父母从不在其面前说任何重话，什么事都由着他，怕给他施加压力。

　　直至2007年8月，王建军终于在报考保山市公安局隆阳分局时榜上有名。随后，他顺利通过面试、体能测试、体检，总算如愿成为了蒲缥派出所一名初任民警。喜讯传来，全家人都乐开了花：儿子当上警察，从此收入稳定了，摆脱贫困也就有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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