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因“警察进京拘传记者”事件被责令引咎辞职，至今却还没辞职，对此当进行问责。面对责令辞职成“变相撤职”，需完善辞职制度，使辞职的归辞职，撤职的归撤职，如此方有利于官员树立从政道德。

　　因在“警察进京拘传记者”事件中负有领导责任的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今年春节前被铁岭市委责令引咎辞职。然而，时至近日的70多天后，当事人尚未以任何形式做出引咎辞职的实际行动。(4月17日《南方都市报》)

　　张志国“责而不辞”，公然逆铁岭市委的“安民告示”和“组织决定”而行，既是对公众信任的嘲弄，也是对组织纪律的“阳奉阳违”。这一反常事件料将随着公共视线的透射得到妥善解决。睿智者治法，我们不能止于事件本身的结局，建议有关方面尽快就此事反映出的问题，改进和完善现行官员责令辞职制度。

　　辞职制度是“舶来品”。在一些国家，辞职制度往往适用于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健康或其他原因无法履职；二是当事人身陷剪不断、理还乱的“隐私门”，辞职以求避开公众视线自保；三是当恶性结果已无法挽回，公众只想看到有人下台承担责任；四是基于理性的判断，当某些公共事件的调查成本超出真相和是非的利益本身时，当事人不妨辞职为宜。不论如何，“辞”职一事，顾名思义，当基于自愿，还有些许保护当事人的意思在内，无非是想让官员给公众留下一个负责姿态，换得社会谅解和信任。

　　《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和《公务员法》等确立官员辞职制度，其初衷在于弥补官员惩戒规则的断档，从而实现全方位的从严治吏。然而，“责令”与“辞职”的主观心理状态和道德归属，本身就是一对矛盾。更何况一些地方和单位出于各种考虑，将“辞职”当作追究官员责任的遮羞布，许多本该“撤职”的严重违法违纪情形，都被降格为“责令辞职”，将本应主动除恶务尽的积极作为，转为寄希望于等待涉事官员的君子风范，反倒造成官员管理的松软不力，也使辞职制度本应有的内心反省和政治风范随之丧失。当仁慈之心遇到不为所动时，张志国般“责而不辞”的情况便出现了。

　　改进完善辞职制度，使辞职的归辞职，撤职的归撤职。让辞职真正成为官员自觉，必须加强从政道德的教育，特别是要在官员遴选、政绩考察、提拔任用时注重对官德的考察，使富有自省之良知、负责之态度者忝身国家公务人员之列；品行无良之流，即使再有所谓的“大手笔、大魄力”也不能为官。对那些形迹恶劣的，该撤职查办的要坚决处理，有关部门更不能降格为“责令辞职”，坐等他们修养谦谦君子风范，主动承认错误、退缴赃款、割舍权柄。

　　辞职制度不能虚设。即使“责令辞职”沿用，也应增强制度刚性和可监督性。《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规定，被责令辞职的干部应当在接到通知后15天内向任免机关提出书面辞职申请，但是，如果像张志国那样“按兵不动”怎么办？相关制度设计不妨更完善些，如责令辞职通知从送达之日起15天内，如果相关部门没有收到当事人的书面辞职申请，则应立即主动将其撤职；相关部门不作为的，追究其失察及失职之责，使得“责令辞职”的“责”字更有制度分量和执行后盾。

　　当然，辞职制度最终顺利推行，根本上有赖于通畅和宽容的民主政治空气。如果官员能够对民众负责、对能力素质自信、对用人机制有信心，不惮于承担责任、不担心一蹶不振、不害怕高尚的从政道德会断绝他的前途，那么我们所期待的那种引咎辞职，就不会是一件似乎在拿仕途理想打赌的事情。

　　□江渚上(北京 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