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近一段时间，中大布匹市场管委会的城管辅助队每天都要出动，在市场内外查扣没有市场核发“牌照”的三轮车，每抓住一辆“黑三轮”，车主要被罚300元才能把车领回，罚款数额之大，甚于汽车违章。

　　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说到酷吏进村的样子，“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而城管一旦出现，要比柳宗元笔下的“悍吏”威风得多。

　　在中国各大城市中，城管的出现，常常与无证小商贩、三轮车夫等底层人的出现联系在一起。在大城市里，几乎是哪里有小商小贩艰难度日的叫卖声，哪里就出没着城管队员雄赳赳的身影。

　　城管履行职能的对象，有一大部分就是城市的底层人，或者从农村带着农副产品到城市叫卖的商贩。他们或者因为生活穷困，没有经济能力经营店面，或者因为生计潦倒，只能靠流动摊点谋生。

　　从市政管理的角度来看，他们或者有时候确实不利于城市的美观。但是，城市不止是城市人的城市，不止是有房者的城市，那些在街头靠自己的手艺谋生的人们，那些在路边靠自己的力气拉车的人们，那些挑着单子进城卖货的人们，他们同样是城市的主人。无论是在身份上，还是在拥有的权利上，他们与城市生活的人是平等的。

　　衡量一个城市是否开放，衡量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实现了平等，便看这个国家，这个城市对底层人的态度。当一个合法的机构可以以“执法”的名义剥夺底层人惟一的谋生方式，这样的执法无疑把自己置于人民群众的对立面。

　　近几年，关于城管的存废问题，议论纷纷。城管制度存在的理由，据说是“市政管理”的需要。出于这样的需要，把一大堆和群众直接打交道的政府职能，包括城市容貌、环境卫生、城市园林、城市绿化、风景区、市政设施、爱国卫生、犬类管理等方面，都推给了城管。结果，城管成了尾大不掉之势。

　　但是，一个机构的存废，并不完全取决于这个机构的职能，而取决于这种职能是否必要。政府机构中如果放任它的一个部分，肆意把底层的人们当做防范的敌人，那么，野蛮执法所催生的敌意，绝对不会止于那个施暴的机关。

　　在今天，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和社会自治的强化，应该用加强社会自治，来替代加强执法。(陈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