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怎么想到练书法？

　　何：有时候想到一些事，心里很难受，很浮躁。练练书法，感觉有寄托，能平静心情。

　　新京报：会读一些书吗？

　　何：我经常看《民主与法制》，还有一些杂文。我希望能多了解一些这方面的东西。

　　新京报：在狱里还在继续申诉？

　　何：基本上每个月都在写，有时一个月能写好几遍，申诉现在是支撑我的一个信念。我还不断给报社和电台写信，希望他们能帮助我，让我的案子重新审判。

　　新京报：自己觉得可能性大吗？

　　何：一般终审的案子要重判很难，但是我一定会坚持。我没罪，不应该在狱里呆这么多年。

　　新京报：人生最好的几年在狱里度过，这种情绪怎么来排解？

　　何：这是一个太沉重的问题，我一般都避免去想，陷到这种情绪里会非常难受。如果实在不能不去想的话，我就看看那些40多岁被判了无期的人，他们的人生比我的还没有希望。

　　和许霆案比，我的要轻一些

　　新京报：你当初是怎么知道许霆这个案子的？

　　何：我是听收音机听到的。那时候许霆一审下来判的无期徒刑，和我一样。我觉得他的案子和我的很像，就一直非常关注，天天听收音机。

　　新京报：想到他的案子会对自己的案子产生影响吗？

　　何：我想也许会的，毕竟这个案子在审理中，如果二审的结果改变，也许我的结果也能改变。

　　新京报：你觉得你和许霆的案子谁更严重？

　　何：我的要轻一些。第一，我把钱还了。第二，我没有想过要逃跑。从这两点来说，我比他要轻。

　　新京报：前些天听到许霆案子二审被判5年，是什么样的感觉？

　　何：说实在话，失望大于兴奋。

　　失望的是，为什么我的案子发生在几年前，为什么我的案子发生在云南。如果我的案子也是现在，也发生在广东，我就不用坐这么多年的牢。

　　新京报：为什么这么想？你觉得许霆案子最后改判的原因是什么？

　　何：我觉得，一是他的案子在广东，那边经济发达，对事物的接受能力快。另外一个，是舆论环境的影响，最终他的案子能够改判。

　　新京报：他从无期到5年，是不是也让你看到了希望？

　　何：其实5年也不会让我太惊讶。在其他地方也有一个案子，那个人被判了10年，只有我是无期徒刑。有时候会觉得太不公平，为什么偏偏我是无期徒刑。

　　新京报：这个案子之后，你还做过什么？

　　何：我给报道许霆案子的广播电台写了一封信。信不是为我一个人写的，我把我们三个人的案子都写了一下。我们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都很年轻，年轻的时候难免把握不了。我在信里希望银行能够不要再出这样的错，也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够以我们为教训。

　　新京报：现在你对自己案子重审，抱的希望大吗？

　　何：我只能说是喜忧参半。喜是因为许霆案让我这个案子重新被人关注，忧是觉得也许一切没有那么容易改变。

　　现在最难熬，希望很强烈却又怕失望

　　新京报：你在狱里最难熬的是哪个阶段？

　　何：最难熬就是现在。现在知道了许霆案的结果，以前没有那么强烈的希望。现在这个希望越来越强烈，但是又怕会有更大的失望。

　　新京报：由于在监狱里表现好，你现在已经从无期减到了14年半，想过出狱以后的生活吗？

　　何：出狱以后，我应该会做点小生意，学点法律上的东西。把自己的书法练下去，好好生活。

　　新京报：你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何：出狱以后好好孝敬父母，他们为我吃了很多苦。

　　新京报：如果是刑满出狱，还会继续申诉吗？

　　何：我会的。我会要一个公正的说法，只不过可能不会像在狱里这样花那么多时间。毕竟，我出去之后还要生活。

　　新京报：你妈妈说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何：我一点都不聪明，从那件事情上说，我是一个最愚蠢的人。

　　新京报：现在重新回想当时，你是不是宁愿没有去那台取款机？

　　何：如果回到当时，我肯定会选择另外一种方法去处理这件事情。我会主动把钱交给银行，这样我不仅不会犯法，还会得到奖励。我是个农村孩子，我需要那种奖励，那对我很重要。

　　新京报：这个案子，对你人生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何：刚上大学就发生了这件事，我没有任何社会经验。等我出去，已经30多岁了。我没有机会去接触这个社会，给我最大的人生改变就是，让我失去了这个机会。

　　新京报：会想起以前的校园生活吗？

　　何：我的同学有的会给我写信，我很少回，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身份。他们当了警察，如果没有出事，我会和他们一样。但是，现在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本报记者 张寒 云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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