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讨回一套应得的37平方米回迁房，他奔波10年，跑了数百趟，一次又一次被“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他把讨房经历写成日记，如今日记已有厚厚4本，达 100多万字，但讨要的住房却还是没有着落——

　　一双粗糙的大手，蘸了蘸口水，小心翼翼地将9张盖着鲜红章的购房收据一一铺开，然后把收据单深深的折叠印轻轻地抚平。“这是我的命啊！”70岁的赵殿武说。

　　每次政府的人要看这些收据原件，老赵就从档案袋最里头慢慢掏出，慢慢展开，双手紧紧捏着收据中间，远远地给人看。

　　“这可是我跟政府的契约，怕被他们抢了去。讨了10年房，早不相信他们了。”老赵说得斩钉截铁。

　　按照这些收据，老赵本该在10年前就拥有一套37平方米的回迁房。但该付的钱早已付了，房却迟迟拿不到。10年里，老赵不停地在讨房，每讨一次，老赵都在日记里记下一笔，如今，这些日记已有厚厚4本，多达100万字，但那套房至今还没有落实。

　　这位沈阳薄板厂的退休高级工程师，几十年里，似乎总在为房子进行漫长的等待。

　　在1994年以前的30年里，他等待着换房子。那段时间，一家8口人挤在两间小平房里。4个女儿挤一个炕睡，炕的一角是烟囱，一下雨，雨水就顺着烟囱流，她们不得不挤成一团。6个孩子做作业也是千姿百态，窗台上趴着，炕上跪着，灶台上蹲着。那时赵殿武就天天盼着有个大一点的房子，能在地上摊开1.2米长、0.6米宽的图纸，让他画画算算。

　　他等来了拆迁。1994年，老平房被推成平地。按政策，老赵一家应分得一套三居室和一个单间。4年后，老赵终于有了一个可以供他摊开图纸的家，但他不再需要图纸，因为前一年他退休了。

　　不过自从1998年分到一套102平方米两居的房子后，应得的那个单间却没了下文。那套两居室，一家人住着仍嫌拥挤。大儿子一家3口住西屋，小儿子一家3口住东屋，而同床共枕了43年的老赵夫妇只好分居：老赵睡在客厅0.6米宽的沙发上，老伴睡在客厅地板上。老两口希望能有一个儿子出去单过，可市区的房子每平方米均价5000元，买不起。老赵就只好天天企盼37平方米的单间能落实。

　　为此，10年里，老赵跑了几百趟旧改办(沈阳大东区旧区综合开发改造建设办公室)。1994年至今，旧改办搬了7次家，搬得最远的时候，老赵要倒3趟公交车，来回3个小时。每次搬家，老赵“比邮局和114台都知道得快”。

　　如今，他用铁丝绑着一条腿的老花镜重重地敲着厚厚的4本日记，说：“都记着呢，是他们亏欠我的。”

　　那是一个蓝皮的账本、两本印有沈阳薄板厂字样的红皮笔记本以及一本黑色笔记本，这4本日记里，记的基本都是流水账，没有心理活动描写，只有干巴巴的事实罗列。有时候一连好几天都是同样的话：“没等到人。”

　　从1998年开始，老赵一进旧改办就问：“一个萝卜一个坑，为什么会没房子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钱交了，可房呢？”

　　这样的话问了几百遍。这期间，旧改办换了5任领导。老赵一一目睹了旧改办的人事变动，甚至上个星期还是这个主任的老面孔，下个星期就换了一张新面孔。

　　对老赵的问话，旧改办第二任主任的解释是，前任做的埋汰事，把3栋回迁房擅自卖给某厂当职工宿舍，房没了，钱也没了，还欠了外债，丢下这个烂摊子。

　　“于洪区有一套旧单间房，行不行？”他问。老赵一听就急了：“不行，我要原地回迁房。”

　　他清楚地记得，1994年，在中捷友谊厂俱乐部动迁大会上，政府当众宣布原地回迁。“政府在那么大的屋说的话，能不算数？”老赵反问道，眉头拧成了疙瘩。

　　因为不接受变通，老赵成了某些人眼里的“不合作者”，倒是一些“合作者”得到了不是原地回迁的房子。

　　老赵一如既往地跑旧改办。仅1998年8月的一个星期，老赵就跑了4次。“等有信我通知你，不要总来追了。”对方回复说。但没出几天，老赵又来了，得到的回复仍然是“你回去等着吧，有信一定告诉你。”

　　10年来，全家人就连小孙子都能看出“爷爷今天讨没讨房”。因为每次讨房回来，老赵都不说话，脑袋几乎扣在大碗里，闷头扒饭。等夜深了，孩子们睡了，老赵就在沙发上摊开他的笔记本，卷烟，抽抽写写，直到凌晨一两点。“心里堵，卷的烟有劲，红梅的不得劲。”老赵皱起眉说。

　　一度老赵曾看到希望。2002年9月9日，日记上这样写着一句：“看来400多次的讨房，终于有了些眉目。”因为这一年年初，旧改办换了新主任。“欠人家的房子，花钱买也得给人家！”“砸锅卖铁也给你房子。”新主任这样表态，又关照说，“具体情况我刚接手，不清楚。你找××，让她找我说明情况，然后你再来。”

　　“砸锅卖铁的话，他可是说了两遍啊。”老赵嘟囔着说。

　　那段时间他跑得更勤了。最频繁的两个月，老赵几乎每隔两天跑一趟旧改办。有时候一天上午跑一趟，中午回家垫口饭，下午再跑一趟。

　　10年间，老赵在旧改办门房齐师傅眼皮底下，出入了7年。一般人进旧改办，门房都会问上三言两语，但老赵这张脸“已经成了通行证”，出入从没人拦。

　　很快老赵就发现自己空欢喜一场，他听说旧改办只剩下几个人，工资都发不出，连取暖费都拖欠。眼看旧改办快要黄了，老赵火急火燎地去找区长。区长说，那你怎么才来呢？房子呢？盖的房子都哪去了？谁管的？你去找某某，让他把你的情况和有关动迁手续的复印件都给我拿来。但旧改办说，材料前年就交给区政府了。区长却说没见着。老赵又问区长，我把材料交给你行不？他说不用，你让某某给我拿来就行了。说完区长走了。这事又没有了下文。

　　2004年一整年，旧改办就剩两三个人办公，老赵去了几十次。

　　2005年，旧改办只剩一个人值班。

　　这一年，旧改办转为大东区建设总公司下属单位，人事又发生了变动。老赵找到建筑总公司，对方挺客气地说：“到204找薛军，他负责办。”找到薛，薛让老赵把材料再送一份来，听消息。但跟此前无数次一样，又没了消息。

　　老赵日记里最频繁出现的字眼是“等”。找不到人，老赵一等就是几个小时。有时他跟旧改办唯一一个值班人员，两人干巴巴地枯坐着，“时间像踩在心尖上过”。等得最久的一次是8个小时，从早上8点等到下午4点，起初老赵在走廊站着等，然后靠着墙等，后来歪在楼梯拐角等，最后累得一屁股坐在台阶上。

　　老赵的很多个上午都是连轴转：7点送孙子上学，8点准点到旧改办，从旧改办出来买一家8口一天的菜。起初老赵骑自行车跑旧改办，如今已经换成了电动车。几百趟跑下来，老赵说，“讨房这事”占据了他10年精神领域的70%，他始终处于“压抑的状态”。

　　这位老工程师没想到，自己退休后，因为讨房，竟然“比上班还辛苦”。10年里，老赵没去旅游过一次，也没打过一次麻将，玩过一次扑克。社区有老年人活动中心，可他只去过两次，还是被中心主任生拉硬拽去的。

　　今年3月底，新华社报道了老赵的讨房故事。4月1日，老赵接到了10年来旧改办打来的第一个电话。对方说，想按10年前一个单间两万多元的价格，买他的“房票”，如果要得太多，旧改办没钱给。

　　这两万多元眼下无论如何买不到37平方米的房子，老赵火了，“这是政府干的事吗？”

　　记者致电建设总公司，一位负责人表示，因为不相信记者，对此不愿多说。

　　这“当皮球被人踢来踢去”的10年，让老赵常常想起他人生的另一段“马拉松”。1957年，还在读大学的赵殿武，因为支持马寅初的人口论被打成“右派”。大学毕业后，因为政治不合格，他没有分配工作，一直在学校的实习厂干，每月赚42元钱。1968年,他攥着学校开出的一纸“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不认识错误”的鉴定书，被下放到农村，一去就是10年。他成了村里“顽固的靠锄头说话的庄稼人”。说起这些时，老赵把“顽固”两个字眼咬得格外重。

　　直到1978年秋天，在东北大学建筑馆一间空荡荡的教室里，辽宁省委组织部、学校组织部的4个领导代表组织，向他道歉：“同学，你受苦了，不要往后看，要往前看。”这个道歉，迟到了20年。这20年里，他早已不再是学生，而是6个孩子的爹。

　　为组织上的一句道歉，他等了20年。为一个足够大能摊开图纸的家，他等到退休。而如今，为一套37平方米的回迁房，他已经等了10年，还不知道要再等多少年。

　　“10年，你哭过吗？”有人问他。

　　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后，这位年已古稀的老人喃喃地说：“太多了，从旧改办出来，有时候坐在台阶上、走在马路上，把不住地就流了一脸。” (从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