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名叫许霆的毛头小伙，在ATM机上取款时幸运地发现“天上掉馅饼”，取1000元只扣1元，于是连续取款17.5万元。广州市中级法院一审以许霆犯盗窃罪，判处其无期徒刑，许霆还真不算走运。不过，案件宣判后在网络上的讨论铺天盖地，又让许霆很幸运，因为多数的意见都认定量刑重了。以至许霆本人在开庭时竟发表“感谢新闻媒体的关注”这样的感谢辞，尽管这样的发言立即被法官制止了。

　　享受到这样幸运待遇的案件当事人，许霆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此前，南京彭宇案、湖南的黄静案也都是一样的沸沸扬扬。

　　当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越来越多地成为舆论炒作的热点，说明了公众对法治进程的关注，体现了法治的进步。然而，真正的法治时代并不是全民法官时代。

　　每个人都有是非评价标准，都有自己的正义观，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法官。就像象大家都掌握一些医疗常识，但并不能代替医生给人看病一样。法律职业需要经过专门职业训练的法官，只有这样才能掌握法律条文背后的法律精神。

　　在法律史上有这样一则经典的案例：1612年11月10日，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表示要亲自当一回法官，理由是“法律以理性为本，朕和其他人与法官一样有理性。”大法官爱德华·柯克(EdwardCoke)则予以反对：“的确，上帝赋予了陛下丰富的知识和非凡的天资，但陛下对英格兰的法律并不精通。涉及陛下臣民生命和财产的诉讼并不是依自然理性(natural　reason)来决断，而是依人为理性(the　artificial　reason)和法律的判断来决断的。法律是一门艺术，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知。所以，陛下并不适合进行司法审判。”国王听后大怒，指责大法官柯克公然挑战国王的权威，将构成叛国罪。面对国王的威胁，柯克的回答十分坚定：“国王在万人之上，但是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直到今天看来，英国大法官柯克的话依然闪耀着法治的光辉。

　　多数人意见经常是正确的，但不总是正确的。在著名的苏格拉底审判案中，让苏格拉底喝下毒酒的恰恰是501名由雅典普通公民组成的法官，他们最后以280：221的表决结果决定判处苏格拉底死刑。这场旷世的审判可以说是民主的，但它是公正的么？

　　舆论与司法的共同目标都要追求社会正义，但它们是两套不同的系统，遵循不同的规律。舆论更关注客观真实，司法更关注法律真实。司法讲程序，舆论讲时效。司法重在理性分析，舆论重有感而发。司法是基于对案件材料的全面把握上进行的，而舆论通常来自对媒体报道的理解。舆论追求轰动效应，司法追求定分止争。因此，司法与舆论监督之间必须保留适当的距离。美国法院在审理辛普森案件长达9个月的庭审时间里，就要求陪审员不能看电视、报纸、上网，就是为了避免陪审员受到外来的影响。

　　诉讼是一扬竞技，在民事诉讼中，竞技的双方是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竞技的双方则是被告人与公诉人。竞技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武器平等”，控辩就是法庭给予他们的武器。但舆论的介入，往往是给了双方不平等的武器。对于得不到舆论关注的人，或者虽然得到舆论关注却在舆论上声音微弱的人，或者在舆论上有声音却得不到同情的人，能说是一种公平？

　　舆论对司法的影响力日渐凸现，所以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法院未作审判前，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利用舆论给法院施加压力，以达到胜诉的目的。而如果个别媒体的报道带有一定的倾向观点，则会误导舆论。舆论可以关注司法，但一定不能干预司法，更不能代替司法搞舆论审判。而且关注司法，一定要在尊重司法的前提下，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就象最高法院刑一庭庭长黄尔梅说的：“对于许霆案，100个人有50个观点，50个观点说明大家看法非常不一致。争论最终要有一个结果，最终都是由法院来决定这个案子，大家还是应该尊重法院的判决。”（李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