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两会广东代表团集体审议中，全国人大代表陈舒特别就媒体高度关注的许霆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表示，媒体炒作许霆案无异于舆论审判，建议制定该方面的管制规则。

　　显然，陈代表认为立规矩的对象应该是媒体，因为在她看来，“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应该确定有罪。但是现在有一个倾向，无论是有罪的一方，或者无罪的一方，在法院没有终审之前都喜欢利用媒体大肆宣扬炒作，实质是利用舆论给法院施加压力”。因此，陈代表着重强调，这是一种舆论审判，是一种干扰司法的行为。“媒体声音大，法院声音小，这样就会使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法院的公信力产生怀疑”。

　　按照陈代表的逻辑推理下去，正是由于媒体声音大法院声音小，才导致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法院的公信力产生怀疑。但这样的逻辑并不足以证明媒体“审判”了案件，因为公众对法院的公信力产生怀疑，并不一定代表这种怀疑就能转变为对法院审判的干预。

　　之所以媒体对案件进行报道和评论看似能产生“舆论审判”的效果，症结不在于舆论的关注以及公众的怀疑，而是为数不少的公众的怀疑，足以形成一股强大的民意，这种沸腾的民意使得政府部门不得不对“民间意见”采取一种审慎而积极的应对态度。在民主政治之下，政府以及政府所掌控的公权力，其最直接的制约力量就是“选民的意见”，所以政府必须重视“民意”，为了平息“民愤”，政府就有足够的动力去干预司法审判，由此导致所谓的“舆论审判”。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民主的语境下，政府的确有基于“舆论审判”力量的强大而被迫“干预司法”的压力。但如果审判足够独立，有足够的力量去抵制行政压力，“舆论审判”也会在最后环节功亏一篑。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行政权力相对于司法权的绝对强势，使得司法根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抗拒行政权插足干预的冲动。

　　这样看来，要立规矩防范“舆论审判”，关键不是为媒体和公众立规矩，而是要为行政权立规矩，使得冲动的行政权不能越司法“审判自主权”的“雷池”一步。司法理性和行政理性遵循着完全不同的逻辑，前者信奉“法律是法官的唯一上司”原则，而后者则要以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民主原则来行事。也就是说，之所以要从制度上保障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恰恰就是要防止“舆论审判”借助行政权干预司法权来实现。(贺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