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要说简单也简单，要说复杂也很复杂。”2008年3月12日，富县县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在雨过天晴的空气里摆摆手，“事情已经过去一年了，没人愿意旧事重提了。”这位工作人员笑道，违规公务员清退了，相关领导处分了，就这么简单；要说复杂，这件事牵涉到盘根错节的关系，谁也说不清。

　　这件说不清的事情第一次发生并没有牵连到杨延东他们。

　　那是2006年，王延芳已被推举为所在乡镇的居委会主任，杨延东和王建林都已贷款一万元修建了蔬菜大棚，一天他们听到全县要查退违规公务员的风声。“当时听到消息我没有朝自己身上想，因为我干得好好的，又是正规进单位的。”王延芳低着头说，第一批“清退风暴”都是2005年签的合同，100多人，分布在全县机关各个单位，都是走后门进去的。

　　“走后门送钱，少则两三万，多则五万，直接被安排到各个机关单位。”杨延东哼了一声说，还有一种更“厉害”的情况为“空中飞人”：先在其他县单位上班，再花钱托关系将其档案调入富县人事局，随后便在富县政府机关上班。

　　当时，王延芳等人曾目睹了这些人被清退的过程，也是分时间先后被电话告知县财政停发了工资，逐渐在单位待不下去，“他们自知理亏”，最后只得选择默默地离开。

　　“事后，他们当初花的钱都给退了。”富县县委一位工作人员说。

　　查退这些人的起因是什么？富县人事局副局长鲁朝阳有自己的看法：完全是这些人的合同到期所致。

　　“然而有的刚签合同怎么就被清退了？”杨延东发出疑问。

　　鲁朝阳承认有这一现象，他的解释是：县财政局不再承担这些人的工资，如果原单位想继续留他就得承担费用，而事实上富县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都没钱用人。他绕开更多话题，将清退实质归结为县财政吃紧。

　　“财政确实很紧，看，那是宣传部。”富县县委一位工作人员指着县委宣传部所在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建的破房说，现在县里的财政收入首要全盘解决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富县并不富。北边几个县都有自己的县刊物，但唯独富县没有，那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位工作人员掐着手指头说，说富县石油等资源丰富那是材料上说的，实际开发力度很弱。

　　杨延东显然不认同这样的解释。他伸着头说，之所以开始清查，那是富县被人告了。“有的人找工作花了钱但没弄成事儿，就向延安市纪检委上告了，这样，市纪检委就来查了。”

　　“延安市纪检委确实来县人事局查过档案。”鲁朝阳说。

　　“富县违规公务员这件事现在还不清楚。”2008年3月13日下午，延安市纪检委一把手通过办公室工作人员转达晚报记者：“目前关于这件事的所有一切都是机密。”

　　“我们卷入一刀切式的清退是冤枉的”

　　延安市纪检委的清查行为给当事人留下了神秘的印象。“他们查的过程里不和当事人见面，到人事局和人才市场翻看档案，查出了，让原单位领导口头告知当事人。”王延芳不满地说，这是“一刀切”的查退方式，她的档案就在人才市场，结果也被认为是违规进入的。

　　杨延东之前也完全没有意识到档案所在的严重性。“2002年，我在自己的单位正式入编，而正逢当时的单位用人机构改革，档案依旧留在了富县人才市场。”他所说的人才市场为富县人事局下属的人才市场办公室。

　　延安市人事局2000年109号文件规定：原委培单位无法接收安置的，一律进入人才市场自主择业，人事部门不再纳入统一分配范围。杨延东五人将这一条视为清退自己的唯一的“借口”，“有关系的人早就将档案转到人事局了，这样就安然无恙了”，他们列举出几个自己原来的同班同学，其中有的已在县委部门、乡镇任副职。

　　杨延东他们一直坚持认为“自己卷入一刀切式的查退是冤枉的”，政府没有给他们有说服力的理由。

　　令人不解的是，被告知工资停了之后只有杨延东离开了单位，而王延芳、王建林、李雪玲、马金锋四个人仍在原单位照常上班，这四个没有工资的“公务员”已经坚持了大半年。王建林闷着头说，一旦离开单位就再没有翻身的机会，留在单位还可以探听上边的信息，有助于上访维权。(记者 牛亚皓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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