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先卖企业后批价格

　　杨军与商业集团签下的国有产权转让协议书的时间是2000年1月20日。在商业集团向余姚市政府请示华联商厦转让价的文件上，分管副市长刘猛进批示同意转让基价2230万元的时间是2000年2月2日。同一天，余姚市改革指导小组作出审核意见：根据市领导意见，同意转让基价为2230万元。

　　这表明，在余姚市领导和企业改制领导小组确定2230万元转让价的10多天前，商业集团已按这个价格把华联商厦卖给了杨军。转让协议已生效。

　　出人意料的是，杨军个人买下华联商厦之后，又将其中49%的股份转卖给华联商厦5名副总等公司领导。这5名公司领导每人出资127.4万元，他们有无出资到位无人知晓。

　　有人分析，杨军如果一个人独吞华联商厦，可能会惹恼众领导，引起内讧，企业的内幕会暴露。

　　2000年8月，改制后的浙江华联商厦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注册资本为1300万元，6名股东，杨军占51%股份。

　　2000年12月，华联商厦股东扩大到42人，杨军所占股份下降，但仍相对控股。其他5名公司领导股份也下降，增加的股东大都是中层骨干。

　　在华联商厦转让协议签订一周后，商业集团才将华联商厦的改制方案报送余姚市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审批。2000年2月2日，余姚市企业改革领导小组作出同意的批复。当年4月3日，余姚市国资局方作出同意置换华联商厦国有资产的批复。

　　整个改制过程，华联商厦没有召开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时任华联商厦党总支副书记、工会主席的金佐是说，上级工会没有要求，“我们余姚企业改制多数不召开职代会”。

　　在华联改制过程中，金佐是一直在现场，随时对职工做工作。

　　但是这位工会主席忘了《工会法》及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我国法律法规规定，企业发展和生产经营重大决策方案应经职代会审议，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要改革方案应经职代会审议决定。

　　不仅如此，余姚市政府也专门发文，规定有条件的可在职工大会上发布产权转让公告，无法召开职工大会的可将产权转让书面公告送达每一个职工。

　　叶兰称当初为了留在企业工作交了3万元集资款，“当时没有人告诉我可以入股，否则，我早入股了。”叶兰被解除劳动合同时拿回了3万元集资款。

　　政府：改制方案

　　公开、公平、公正

　　2007年11月，已退休在家3年多的竺雪燕得知一个消息，说华联商厦要被卖掉，股东发了，当初入股时的3万元涨了30倍，能卖90万元。

　　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余姚市。各种传闻四起，有人称杨军已移居海外，携款外逃了。

　　原华联商厦的职工认为华联辉煌的今天是他们的血汗奠基的，华联改制没有经过职代会是违法的，不能让少数人侵吞国有资产和改革成果。

　　他们请了律师介入调查。“律师从有关部门查到的资料表明，华联上亿净资产只卖了2230万元。这让我们愤怒了。”叶兰夫妻说。

　　包括竺雪燕、叶兰夫妻在内的300多名华联下岗失业职工开始联名上访，要求政府公开改制过程。下岗职工认为华联改制涉嫌国有资产流失、涉嫌定向转让和转让款向、涉嫌暗箱操作等三大问题。

　　在杨军看来，这些职工是犯了红眼病，受个别人的煽动。“如果华联现在要倒闭了，职工们还会闹吗？”

　　平常基本不去华联商厦的董事长杨军不得不往商厦转，在电视上露面以“辟谣”。

　　余姚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胡坚华觉得职工“有点过分”。他认为华联改制7年发展迅速，由一家百货店变成3家百货店、200多家连锁超市，连续3年进入国内服务企业500强。

　　“这一切是华联经营班子的努力，经过一系列改革取得的。市政府始终认为华联的改制，是严格按市政府改制文件精神和商业集团改制方案办理的，是公开、公平、公正的。不存在上访职工所反映的三大问题。”

　　2008年1月15日，商业集团对国家信访局转办下来的华联上访职工的信访作出答复。上访职工不服向余姚市政府复议，2月22日，余姚市政府作出维持商业集团信访答复决定。上访职工随后向宁波市政府申请复议。

　　对这一切，杨军称他非常委屈：“自己为华联吃了这么多苦，如今有人却把我视为腐败分子，变成了窃贼和罪犯，这不仅损害我的名誉，侮辱了我的人格，而且影响企业信誉，企业资金面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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