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有“明星委员”之称的广东省政协常委孟浩来到深圳火车站蹲点抓小偷。据称，春节期间孟浩在火车站曾被偷6000元，他向公安局提完意见，治安情况似乎并没有改善，“我打算把我今天看到的情况写信向深圳市有关领导反映”。(2月25日《新快报》)

　　身为省政协常委，孟浩的行为似乎有点另类。有质疑者认为，蹲点抓小偷是公安民警的职责，政协常委亲赴治安一线，究竟是帮忙还是添乱？假如不是因为自己丢了钱包，他还会这样关注深圳火车站的治安问题吗？如此举动，究竟是出于公众利益还是个人私心？拉着媒体记者一起蹲点抓贼，这不是明摆着属于吸引公众眼球的作秀吗？

　　虽然，“明星委员”此举难免招致非议，但笔者依然认为，这类“蹲点抓贼”式的行为政治，让这位政协委员更可亲可近，其行为的意义远大于事件本身。

　　“行为政治”是笔者有感于孟浩的举动而造的一个名词，并非西方政治学中所讲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在我看来，在许多时候，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方式，不仅仅是在两会上敢于“放言无忌”，他们发挥自己的身份优势和社会影响力，做出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和公开行动，通过“行为艺术”向社会传递积极的信号，也同样值得嘉许。一般地讲，孟浩如果只是想尽快找回自己丢失的钱包，以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向公安机关报案之后，在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下，也许短期内就能够迅速破案，他个人不仅不会受到什么损失，还有可能收到当地治安部门的致歉信。如果再就此写一份提案，呼吁解决车站治安问题，作为他的履职表现来说，也算合格。但是，这样的做法显然不比蹲点抓贼的“行为艺术”更有影响。

　　政协委员到火车站蹲点，人们显然不指望他真的抓到多少小偷，在现场所发现的治安管理方面的疏漏，或许也不够全面深入，但关键不在结果，而是行为本身已经表达了一种语言和文字无法替代的批评，比之那些条理清晰的提案和逻辑紧密的讨论发言，更为直接和感性，容易引起社会公众更多的关注，能够更好地督促有关方面加大解决问题的力度。

　　传播学理论认为：“人并非机器，不可能完全理性、不偏不倚不带丝毫个性地处理所有信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关注公共事务的时候，有一点儿个性色彩，适当来一些“行为艺术”，让意见表达更有张力和影响力，也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常态。

　　康劲(甘肃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