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月22日起，以后每月22日都是“让座日”。21日，由北京市交通委、市运输局等单位联合发起的“22日让座日”活动正式启动。这是继“排队日”后，北京市推出的第二次大规模倡导文明的活动，同时也是我国首个由政府层面推出的“让座日”。整个活动分四个阶段进行。公共管理部门宣称：“我们要让‘让座’成为一种时尚，一种人们自觉的活动，让交通更加和谐。”(2月22日《北京晨报》)

　　显然，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让座”确实越来越已经成为一种“稀有”资源，而我们的社会，又特别需要这种良好的风尚。于是用政治的、经济的等手段来挽救道德，便成为了一种必要选择。此前，曾经搞过“有奖让座”和评选“明星乘客”的举措，而至于效果如何，在活动开始后就了无任何信息，语焉不详。你方唱罢我登台，“让座日”活动又隆重登场，这种由政府层面推出、裹挟着强烈媒体监督和“强力让座”气势而来的每月“让座日”，一时在坊间引起争议无数。

　　由北京市的月月“让座日”，笔者想起了昆明市的月月“无车日”。对于昆明市的月月都设立“无车日”的做法，被坊间认为是对于“无车日”和汽车社会本身的一种误读。其荒谬之处在于，把“意识”当成了“物质”，把一个简单的“潜在启蒙”当成了一个繁缛的“现实践行”，把一种号召当成了一种强制，把全民自由参与化为了政府管制。这样一连串的错位与越位，已经完全背离了设立“无车日”的本意与初衷。而现在，月月“让座日”其荒谬之处与月月“无车日”可谓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显然也是把道德意识当成了“物质”，把一个简单的“潜在启蒙”当成了一个还分什么四个阶段进行的“现实践行”，而动用公权力的力量，来组织媒体曝光拒绝让座乘客，更是在无形中把一种号召当成了一种强制，在隐性中把全民自由参与化为了政府管制。“让座日”活动的强烈的政府意志痕迹也欲盖弥彰。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即使暂且抛弃这个荒谬之处，跳出纠缠于价值判断的争论，那么，从一个事实判断的角度考虑，月月“让座日”能否寻找到当今社会的“真君子”，能否启动沉睡的道德资源，这种方式能走多远，才是更值得关注的。首先，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的月月“让座日”，有着鲜明的“运动式执法”嫌疑。道德意识的唤醒及其呵护，需要的是持久的润物细无声，而不是心血来潮的一阵风；其次，这种具有明显管制和强制色彩的月月“让座日”，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公众的对抗与反感心理，使公共管理部门的这种“家长作风”和“父爱主义”可能适得其反；最后，公权力的魅影再次掺乎道德领域，其实一直面临合法性危机。

　　公共管理部门应该意识到，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而国民的文明素养，公民的公共精神以及一个健康和谐的市民社会氛围，也不是一个月月“让座日”就能所培育出的。要想真正从根本上对国民素质进行提升，从一个宏大的背景下营造一个积极、健康的国民公共空间和公共精神，尚需要一个多向度的规则和制度文明来直面那些“活着的传统”，直面那些历数千年而不衰的“隐性社会”，来洗涤“隐性社会”下的诸多潜规则原理。显示，这个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价值体系的修正甚至重构。因此，月月“让座日”能够走多远，以及能否启动人们心中的道德资源，以至使良好的道德发生与巩固，确实难以让人乐观。(石子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