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潮汹涌的广州火车站，湖北打工妹李红霞，成为几百万春运返乡者中，惟一一个因踩踏致死的人。对于提心吊胆的地方政府来说，这或许已属幸运甚至于奇迹。但对这名17岁的少女来说，却是失去了全部。

　　正如她此前17年的短暂人生，面对在方寸之地积聚的20万人潮，这个柔弱的农民之女根本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她死后，有人将她归列为雪灾死难者，但在相对温暖的广州，她却至死没看到一片雪花。

　　他们为何要远离自己的土地？他们为何要像候鸟一样每至年关“死也要回家”？这名少女的短暂人生，为当下中国城乡二元体制提供了一个小小的缩影。

　　她想回家，但那意味着必须先越过20万拥挤的人潮以及近万军警组成的多道防线。2月1日，距离在这个国家已延续千年的农历春节还有5天，阴雨蒙蒙的广州火车站此时几乎是这个星球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一清早就来到车站的李红霞艰难地寸进着，面对人潮，车票更像是一张废纸。十多个小时后，红霞们似乎离车站越来越远。

　　又几个小时后，晚上8点，李红霞距离满载自己希望的列车更远了，因为开车时间已过。再过了一个小时，李红霞被盲从、汹涌的人潮踩在了脚下再也无法发出任何声音，正如她和她的农民工同伴们一直以来所表现的那样，辛苦而沉默。

　　作为南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珠三角地区一向是这个国家的经济明星，巨大的地区经济差异持续吸引着上千万打工者汇聚到这里，在为它创造着海量财富的同时，也以涓涓细流向这个国家的中西北部各省汇寄着以千亿计的劳务收入，支撑着那些省份相对单一的农村经济。

　　正是像红霞这样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工，组成了地球上最大的制造车间，也正因他们的巨量与低价，造就了made in China这个品牌长久以来物美价廉的形象，他们撑起了中国持续多年高速增长的GDP数字，供养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却很少有什么远大理想。带着一沓钞票回家过年，可能是绝大多数劳动者核心的期望所在，红霞也不例外。

　　然而，李红霞最终带给家里的，却是一个迄今为止仍然保密的赔偿数字。

　　证明自己

　　出来打工的第一年，少女红霞希望回家过年的那份情感焦急而又纯真，亲友们普遍认为，其中也许会有想证明自己的渴望，因为她希望做一个对她远在千里之外的家庭有用的人。“她走之前一天晚上还在不停跟我叨叨，”同在广州打工的大哥李应龙说，他看着自己的脚，“她说回到家要先给奶奶100元，外婆100元……”

　　湖北南部的部分县市紧邻长江，以江水与大堤与湖南为界。李红霞家所在的村落——湖北监利县白螺镇薛桥村，就位于长江大堤一侧几十米，距离监利县城有近4个小时车程，如果想就近到镇上，则要沿着大堤走上15公里才能看见公路。

　　李家除了一台21英寸电视机以外，就看不到什么能用的电器，房子是当年借债盖的一幢有三间半屋子的平房，而数年之前，一家7口仅住在一间茅草屋里。1992年，李红霞父亲李少华开手扶拖拉机出了车祸，胸椎粉碎性骨折，做了次大手术。他欠了大笔债务，再干不了重活，家中生计全担在妻子一人身上。李家至此掉入了贫困的深渊。

　　李红霞能够在这里长大完全是机缘巧合，在其父李少华心中，可能没什么事情比传宗接代更为重要了，当他的长子一出生就被发现是唇颚裂后，他立即选择要二胎，可惜的是次子后天患上病毒性脑膜炎成了智障患者，因此之后才有了李红霞这个丫头，最后当这个家庭诞生下第四个婴儿时，终于欣喜地等来了他们想要的身体完全健康的男孩，以及因此而来的计划生育罚款。

　　随之，这个家庭越来越陷入贫困的窘境，当年幼的李红霞也患上病毒性脑膜炎时，所有人都几乎绝望了。“镇上的医院在老二得病时就误诊了，说是肺炎，”李少华斜眼扫了一下坐在一旁傻笑的老二说，“老三得病还说是肺炎，我就带她过江去岳阳城里医院看，人家确诊是脑膜炎，一针就好，比在镇上花钱都少，要不然也养活不到现在。”

　　当老大没钱念书，老二念不了书后，李家把红霞和小儿子都送入了学校，这是在这个小乡村里少有的能够改变命运的一条路，但显然，不论是学校还是家里，都并不认为红霞适合走这条路，而年年在学校考第一的小儿子却被全家寄予了厚望，甚至连学校都对两个孩子分别看待。所有人甚至校长都认为李家的小儿子能考上大学，而红霞不过是个庸才。

　　按照李少华的说法，有一天红霞回到家中对他说，学校老师说的话让她非常气恼，她不想上这个学了，李少华说：“她说老师当着全班的面讲，有些人花着父母的钱书也念不好，浪费，不如尽早出去赚钱。她心里很不舒服。”

　　而后，红霞在初二时就辍学了，16岁的她呆在家里帮忙，对此，李少华内心复杂，“他们都不会干农活。”他说。

　　对红霞来说，自她降生于这个偏远的江边村落起，她的命运就已基本注定。对大多数这里的孩子来说，大学是个幻想，九年义务教育更像一个任务，当任务结束，幻想破灭，他们就会奔向这个国家的四面八方，真正开始他们的人生，找一份与他们祖辈不同，拿工资的简单工作，每月寄钱，春节回家，结婚生子，生老病死。

　　上大学当然好，可惜在此之前，类似红霞和她弟弟这样的孩子必须通过严格的遴选，以及并非九年义务教育的柘木镇高中每年万元的学费考验，这笔钱大约相当于李家全年收入的一半。如果他们愿意为了未来赌这一把的话，最后一关他们将面对一个比一江之隔的岳阳城里孩子高得多的高考分数线，在这里，好事多磨。

　　红霞曾经就读的官薛中学校长夏齐民说，这里每年的初中毕业生大约不到一半能够升入高中，这已经比之前高出很多，而据他所知，这一半能够升入高中的学生里大约又能够有五分之一可以考进本科学校。也就是说，初中到大学之路只有十分之一的孩子能够走下来，成本很高。“因此大多数人一毕业就选择打工。”夏校长说。

　　当然，收获与风险成正比，可能的城市户口以及固定的收入，还是对很多农村家庭产生诱惑。也有人想到了变通的方法，红霞的表弟一家，就全家都到江对面的岳阳市打工，还走门路花了3000元钱，给表弟——家里这根独苗——买了一个城市户口，这在当地成为美谈。中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像堡垒一样坚固，却也并非铁板一块，而作为一个农民能够变身成为城市人，“即便是吃低保都是不一样的。”村里人说。这个村像红霞二哥这样的残疾人每年能享受低保待遇，但一年只有60块钱。

　　出门远行

　　按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赵曼调查湖北省农村的结果，国家没有给予农民工(或农民)与城市职工相同的社会保障待遇，原因就在于国家认为给予土地使用权，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其利用自身的产出能力以及土地流转承包价值能够给予生存保障。但这种保障却是脆弱的。

　　李家就显然面临了困境，当红霞辍学超过半年，做出一个决定成为必然——去广州打工。母亲栗碧凤说，最初红霞不肯，但周围的邻居劝说：“你看你两个哥哥这样……你出去打工，起码可以养活自己。”于是，她同意了。

　　父亲李少华却有另外一种说法，他说女儿红霞是自愿去打工的，他不想女儿走，女儿是瞒着他被母亲放走的。不过，不论当时是怎样的境况，对于现在躺在自家麦田里的红霞来说，都已毫无意义。

　　母亲栗碧凤还记得当时送红霞到柏油路边，她看到红霞在强颜欢笑，就叫她不要笑，吓唬她说，回头想家有哭的时候。一言成谶，但最终哭的却不是女儿。

　　2007年初来广州后，李红霞在番禺南村镇某厂干了五个月。姑父赵四川在番禺石北工业区的彩龙表面处理厂当保安队长，打摩的到南村约20分钟。得知她想家后，五月初五，赵四川接她到自己这边玩。叫上老乡张新平和另一保安，四个人一起到附近的农庄钓虾。那是李红霞在广州惟一一次出门玩耍，很开心。“虾没钓起几只，烧烤吃，很香。”张新平比划着虾的大小，哀伤的脸重现欢愉。

　　在李红霞的恳求下，四天后，赵四川接她到彩龙厂上班。彩龙厂做塑胶表面处理，作业声音吵，而李红霞喜欢安静。不久，赵四川便把她送去明珠星钟表有限公司。

　　明珠星钟表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石英钟生产企业，年销售额近3800万美元，年产石英钟6000万只以上。是个标准意义上的中国外贸出口企业。

　　明珠星钟表有限公司创始人刘锦成同样出身于监利县柘木镇农村，由于考上大学，成功跃过龙门，人生轨迹与他的诸多同乡迥异。1988年，刘锦成从武汉大学国际法系毕业后分配到广州工作。后来下海，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内地最大的钟表企业。

　　据员工所说，尽管他的企业远在广东，但十年前，企业里绝大部分员工都是监利人，迄今，监利人仍有1/3强。

　　红霞在这里的机芯生产线上干活，是无尘车间，每天工作八个小时，底薪加计件收入，她每月只能挣八九百块钱。

　　即使如此，类似红霞这样外出务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为其户籍所在省份带来巨额的回报。按照湖北省劳动保障厅的统计，仅在去年，湖北省由劳务输出转移创造的收入就高达130亿，而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林牧渔业)才1400余亿元，而这还仅仅是通过银行汇款渠道得出的统计数字。

　　在红霞的工厂里，由于是计件工资，红霞以及和她一个班组的伙伴必须拼命加快速度才有可能得到她们想要的额外报酬，这种绩效体系让红霞这样的工人自觉自愿付出大量的劳动，但即使如此，红霞的收入仍旧不会有质的飞跃，因为她只是个普工。

　　同在广州打工的大哥李应龙每天下班回到住处——他与妹妹红霞、姑父赵四川住在同一间宿舍里——主要一项生活内容就是听妹妹唠叨今天他们班组又完成了几万件，自己又干了多少千件活。“她每次都记得很清楚。”他说。

　　湖北省劳动就业管理局农村就业指导处处长李湘泉认为，在去年全年湖北向外转移输出的1000万农村劳动力中，大部分没有什么技能，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低、收入微薄、重复性的体力工作，这种情况在湖北省总共2140万农村劳动力中非常普遍。

　　自从来到广州，红霞就变成了工人红霞，她还来不及适应这里的所有，生产线上的同事全是乡下来的年轻女工，很多人是监利同乡，可也有很多人放纵自己，有些甚至白天当线工，晚上到酒店做另外的工作。粗话、下流话，随时从那些十七八岁的女孩口中冒出，李红霞对姑父说她不喜欢听，干脆就不跟同事说话。因此她的朋友很少。在这里，她惟一的目的就是赚钱，然后回家。

　　李红霞每月的收入中，自己只留100块，其余都由姑父赵四川帮她攒着。

　　赵四川时常也很想回家，比起红霞仅仅打工一年，赵在广东却已经11年，“没有任何保障，老板随时可以让你去结工资”，房子也只能回到家里去盖，还因此借债10万。但红霞还没有体会到她姑父的这种艰辛，对于17岁的她来讲，回家还是个简单的幸福，而直到惨剧发生前的一个小时，她仍然全心盼望着这段幸福之旅。

　　2月1日晚上7点，她不忘在电话里对家里说：“等我挤上火车再给你们电话……”

　　不归路

　　大哥李应龙说，红霞走的前一天他加班到很晚，早晨还在补觉，红霞蹑手蹑脚走掉了，但他知道她走了。他觉得自己这一年没怎么赚到钱，不好意思回家去，就任妹妹和另外其他老乡一起走掉了。

　　在这之前，因雪灾造成的春运断流已经达到了高潮。李红霞原来买的是1月30日到岳阳的票。到岳阳后，坐22路公共车，十来分钟后，到城陵矶。再乘船，40分钟后到监利县观音洲。最后打10块钱摩的，15分钟后，到家。

　　1月29日，广铁集团广州站票务人员来到明珠星集团，退了五百多张节前和节后往返团体票。李红霞也退了票。后来，听说铁路又通了，她就说她想回家，赵四川从准备退票的同乡手中，原价买了张2月1日晚8点的票给了她，安排远房表侄曾祥均和她一道走。

　　虽然挤了一天时间，但到了原订的开车时间，李红霞仍然在火车站广场外围的人海中。晚上9点，人潮突然汹涌，李红霞被旁人的行李包带绊倒，曾祥均赶紧弯腰去拉表妹，却也被人踩倒。幸运的是，他腹部压着一个箱子，帮他担负了大部分踩压之力，而身穿黑色外套的红霞却直到人潮稍微散开才得以被发现及实施救治。

　　被发现时，她的头发又脏又纠结，耳朵和眼睛全是血，一股血从鼻腔一直挂到嘴角，嘴唇紧抿，两处颧骨呈死血色。

　　包还在，临行前赵四川给她的800块也还在。手机踩烂了。那是赵四川用过的旧手机，这一天他都没能打通。还有一只彩色小塑料管，烂不成形，可能是荧光棒。

　　红霞的死让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人无法接受，二叔、父亲先后赶到广州，但他们能够知道的只是广州陆军总医院出具的胸伤和肾脏破裂的死亡原因，随后是火化，赔偿、抚恤，3天后，李家捧着骨灰、死亡证明、赔偿金返回了家乡。

　　对于李家来说，除了红霞的身份证，就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怀念早夭的女儿，红霞甚至没拍过照片。

　　她少有的几张照片只存在赵四川的手机里。今年元旦，他新买回带摄像功能的手机，给正在看书的红霞拍了一张照片，那是个微笑的侧脸。

　　按照这个村庄的规矩，有青年人早夭，丧事不可以大办，李家甚至没有将这件事通知太多的亲属。直至如今，附近很多人还都没有听过这件事情，一切好似往常一般，没有什么改变，只不过这个村庄的田地中央隆起了一个新的坟冢。(陈江 苏岭)

　　(李思德、赵曼、许黎娜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