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昆明日报》用4个整版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5区、1市、8县及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同时详细刊登了各领导的职务分工情况。这一专刊在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报纸很快被一抢而空；在对此进行转载的彩龙中国网里，这一内容也成了被收藏、复制得最多的帖子。为了使更多的市民获得这份报纸，《昆明日报》对专刊进行了再版印刷，全市各报刊亭都有销售(今日本报A10版)。

　　看过2月17日晚上CCTV播出的“2007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的人都知道，“良心医生”、“中国医疗器械打假第一人”陈晓兰，10年来举报的8种假劣医疗器械被证实、被查处。在这10年中，有人把陈晓兰当作英雄，也有人把她称为“叛徒”。10年打假，陈晓兰花光了自己的积蓄，贴上了自己的健康，甚至被人诬为“精神有问题”，原本平静的生活更是坎坷不断。

　　在此我们不妨称陈晓兰式的努力与成绩为“陈晓兰式监督”，而她那令人感动又心碎的艰辛打假，又向我们展示了“陈晓兰式困境”。而作为又一面为民生利益的政策大旗，此次昆明日报公布领导干部联系电话的做法，几乎得到了众口一致的称赞。

　　笔者在此将陈晓兰与昆明的做法放在一起比较，无意作出由此及彼的推理。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陈晓兰和昆明领导层所面临的共性困境在于，他们的不懈追求，具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带有很大程度的不可复制性。所以说，仅有陈晓兰式监督是可悲的。

　　一个简单的逻辑思维就是，对于当今的医疗体制和医疗环境的完善与肃清而言，我们需要陈晓兰式的唐吉·诃德般的执著与坚韧，也需要全方位、多角度、惠及全民的大众医改；对呼唤民主、法治和宪政的转型社会发展困境而言，我们需要昆明式的铁腕探索，更需要有普遍意义的、能够通过可行的方式转化为公共政策、脱离铁腕的个人主义依然能发挥效力的创新。

　　有论者早就指出，检验一项公共政策的合理与有效，不是看公共政策制定时的初衷和愿望的良好，而要看这项公共政策能在多大范围和广度取得了效果、惠及了民生。按照同样的逻辑推理，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在为一项带有领导人个人色彩和区域性质的公共政策叫好与喝彩时，除了要看愿望与结果外，也应该更进一步地看它是否具有脱离具体环境、不被孤胆英雄掌控时也能彰显“约束权力”、“制衡权力”的价值。

　　陈晓兰感动中国和昆明公布领导电话的努力之所以引发我们的关注和思考，在于其行为在当前环境和情态下具有的非普遍性和目前尚因各种原因而难以复制的独特价值。也许他们在做出这些努力之初无意在公共层面上勇为先锋，因为大环境、发展阶段等诸多因素的逼仄，更不能将他们孤胆英雄式的探索归咎于他们的浅视或者是努力程度的不够。但我们必须认清的一个事实就是，陈晓兰之于民间话语的表达、昆明领导层之于政府官员的常态存在的追求，不应该也不能长时期停滞在个人主义而非公共政策的改进。换句话说，我们在为他们鼓掌的同时，还必须拿出行动来，保证他们付出艰辛努力的诉求与探索不是只成为孤零零的标本。(河南 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