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烈士江竹筠(江姐)的儿子——彭云早年公派赴美留学，后定居美国，现任马里兰大学计算机系终身教授。近日，记者在美国采访了彭云。

　　彭云表示现在为国家做的事情少了，但从没做过对不起祖国对不起家人朋友的事，他称今后有机会还是想回国。

　　谈母亲

　　两个妈妈从未碰面

　　因提前仔细看了江姐的照片，记者见到彭云的第一感觉是酷似江姐，彭云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我和母亲都是小宽脸，年轻的时候更像了，大家都这么说。”事实上，因为一岁多时即与母亲分开，彭云对母亲所有的记忆都来源于几张有限的照片和他人的叙述。

　　彭云的父亲彭咏梧在与江竹筠(江姐)相识、相恋之前，已与老家重庆云阳县的妻子———谭政烈(后改名谭正伦)结婚八年，他们还有一个儿子，名叫彭炳忠。“1946年4月，妈妈在成都生下了我。1947年10月，母亲给谭妈妈(谭正伦)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不但将一切和盘托出，还嘱谭妈妈尽快来重庆照顾我。那是我的两个妈妈唯一的一次通信，但她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彭云说。1948年2月，谭正伦冒着白色恐怖的威胁来到了重庆，从江姐的战友手中接过一岁零十个月的小彭云。

　　1948年春节前夕，彭咏梧在战斗中牺牲，江姐也于当年6月被捕。1949年8月26日，江姐在狱中用筷子磨成竹签做笔，用棉花灰制成墨水，在毛边纸上写下托孤遗书。两个月后江姐就壮烈牺牲，这封信成了江姐留给亲人的绝笔。

　　养母视他如同己出

　　从1948年2月接过彭云到解放前的将近两年时间里，谭正伦带着彭云躲过一次又一次劫难，使敌人抓捕彭云、威迫江姐就范的阴谋没有得逞。

　　刚解放的时候，彭云大概三岁多，当时谭正伦还不知道彭咏梧和江姐都已经牺牲，抱着一线希望带着小彭云到处寻找他们的下落。“当时重庆成立了几个‘脱险同志登记处’，谭妈妈背着我一个挨一个找都没有找到。后来得知母亲在十天前已经被杀害在歌乐山‘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这个噩耗，谭妈妈又背着我到埋有被杀害的烈士的地方去找，不久后我们又得知，父亲早在一年前就牺牲了。”

　　后来，谭正伦一直把彭炳忠和彭云两兄弟培养成人。彭云说：“虽然有时和别人提起时为了能和我的亲生母亲相区别，我称她谭妈妈，而实际上，我和谭妈妈的感情与亲生的母子没有任何区别，我一直就叫她妈妈。”

　　当彭云已经在北京成家立业之时，谭妈妈的突然去世对他是一大打击。“谭妈妈退休后和哥哥一起住在成都，1974年我儿子壮壮出生，1976年，就在准备到北京来看孙子的前一天，亲友们在成都为谭妈妈饯行，她突发高血压去世了，那年才59岁。没想到谭妈妈会在上火车前的最后一刻突然离世，没能在我这里享受到天伦之乐。”

　　谈成长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

　　彭云从小就在母亲江姐的光环中长大，与彭云中学同窗六载的卢晓蓉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了中学时代的彭云和这位烈士遗孤享受的“特殊待遇”：“我们这个班因为有了他而与众不同。不仅学校对我们倍加关爱，为我们选派优秀教师，而且市里对我们也另眼相看，有什么重要活动常会邀请我们参加。只要彭云在公众场合亮相，必然会造成轰动效应……”她还回忆，大凡学校里有什么学习竞赛，彭云一定名列前茅；他还一直担任班干部。

　　有一件事情彭云至今还记得，“有次我们到渣滓洞举行纪念活动，不知怎么被认出来我就是江姐的儿子，‘牢房’楼上楼下顿时被挤得水泄不通。为了安全起见，班上一位男同学赶紧换上我的衣服和眼镜和我‘调包’，我们才成功‘突围’。”

　　卢晓蓉这样形容中学时代的彭云：从不声张、骄傲，始终保持低调。然而彭云本人却更愿意把这种低调归结为天性。“我对别人的关注比较淡然，而且一直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上课看小说，还被老师没收过几次，可就是学习成绩好。”如今，已经年过六旬的彭云谈起中学时代的记忆表情依然天真。

　　1965年，19岁的彭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70年毕业后分到了沈阳一家工厂工作。1973年，彭云与在北京工作的大学同学易小冶结婚。易小冶家在北京，外公是杨开慧的舅舅。1975年彭云调到北京四机部一个研究所工作，全家得以团聚。

　　1977年，恢复高考和研究生考试以后，彭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研究生。随后，他又考取了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赴美国，先后在密歇根韦恩州立大学和马里兰大学学习，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马里兰大学担任了一年访问教授。

　　谈现状

　　儿子读完博士回国工作

　　1987年，彭云回国在中科院软件所做了一年多的研究工作。后来，美国一家知名的出版社看中了彭云的博士论文，请他担任第一作者，与导师合作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写作出版一本关于人工智能中溯因推理的专著，彭云因此又前往美国。从此之后他一直在美国工作和生活，现在已经是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计算机系的终身教授。他的妻子易小冶也先后在美国取得了社会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目前在一家研究所工作。

　　一位中国学者在美国知名大学做到了终身教授，如果是普通人，可以安享羡慕的眼光。可是彭云不一样，因为他是江姐的儿子。大概是因为继承了母亲的“娃娃脸”，彭云说话时常带着天真的表情，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位在象牙塔中自得其乐的老教授。彭云是位真诚和严谨的学者，他总是倾向于压缩自己取得的成就。记者提到“终身教授”这个令人景仰的称谓，彭云赶紧解释，“美国大学里如果到了一定年限还没成为终身教授，就意味着不能再教下去了。终身教授里有正教授也有副教授，不是像中文听起来那么神圣。我的职称是正教授。”目前彭云在马里兰大学教课、带研究生，同时做一些行政工作，生活很充实。

　　彭云的儿子彭壮壮在同龄人中也堪称出类拔萃。彭云夫妇去美国后，彭壮壮由姥爷姥姥抚养长大，直到高二才跟随父母到美国读书。

　　彭壮壮曾在全美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进入前十名，并获得具有少年诺贝尔奖称号的美国中学生“西屋奖”，当时他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中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学毕业后彭壮壮考入哈佛大学数学系读完本科，后又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博士毕业后，彭壮壮回到北京工作，现任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及大中华区电信及高科技行业的核心成员。

　　据北京青年报

　　面对面

　　“想不好回国做什么”

　　作为在中国家喻户晓的革命烈士江姐的儿子，彭云的内心是否感受到烈士遗孤光环的压力？他在自己的人生选择中有没有过矛盾和挣扎？记者就此与彭云进行了对话。

　　记者：您见过母亲的遗书吗？

　　彭云：小时候在舅舅谭竹安家里见过，但那时候年纪还小，不能理解其中的深意。50年代，舅舅就将这封珍贵的遗书捐给了重庆市博物馆。

　　记者：您怎么看待母亲的遗愿？

　　彭云：我在做人方面应该说达到了母亲的要求，为人正派，做学问也很努力。但是要说为祖国做贡献确实没有太多了。大学毕业后在工厂和研究所工作还为国家做了一些事，去了美国就很少了。这样说来，母亲的遗愿我只做到了一半。

　　母亲可能还是希望我能在国内发展好一点吧！但只要我不做坏事，没做对不起国家亲人朋友的事，我想她也不会责怪我，但遗憾是有的。

　　记者：应出版社之约去美国出书之后为什么会一直留在那里？

　　彭云：我这个人就是想做点学问，别的方面没什么太大的志向，其实开始的时候没想一直留在美国，要不然儿子也不会到高二才去。后来研究做得还算可以，就这么做下去了，回国的事也就拖下来了。然后妻子和儿子都去了，自然就留下来了。从研究的内容来说，当时感觉国内比较看重两头，一头是纯理论，一头是完全应用，美国学校里大部分是做中间段，比较适合我。

　　记者：您在国外的时候会时常想起自己的特殊身份吗？周围的人是否知道？

　　彭云：经常会想到，因为那是我血脉中的一部分，我怎么能忘呢。周围的同事和学生们也都知道，因为这个事情是没办法保密的，但大家很少当面和我谈论这个事情。

　　记者：那您会经常想着是否回国吗？

　　彭云：总在想该不该回去。也曾经努力过，但想不好回国做什么，似乎找不到着力点。原来想做出大东西就回来，但还没等做出来就老了。

　　记者：什么样的东西才是大东西呢？

　　彭云：就是在一个领域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吧。

　　记者：选择现在的生活和您的性格有关系吗？

　　彭云：有很大的关系。我从小就不是特别爱说话。我这个人就是爱念书，想找个安静的地方踏踏实实做点学问。在现在这个学校虽然也很忙碌，但是很安静，环境宽松，适合我。

　　记者：您退休后会回国吗？

　　彭云：我想会的，毕竟亲人朋友都在中国。我看到国内的发展很兴奋，今年争取能回北京看奥运会。 据北京青年报

　　链接

　　江姐托孤遗书 本报曾做报道

　　2007年11月14日是江姐遇难58周年纪念日，重庆市三峡博物馆首度展出尘封多年的江姐托孤遗书。本报第一时间对此做了报道。

　　1949年,解放军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江姐等烈士隐约感到敌人会在失败前进行疯狂的大屠杀。得知丈夫已经遇难的江姐,此时心中最为担心的就是尚未长大的儿子彭云。

　　1949年8月26日,江姐将吃饭时偷偷藏起的筷子磨成竹签,蘸着由烂棉絮灰与水调和在一起制成的墨水,在如厕用的毛边纸上,艰难地写下了“托孤”遗书。1949年10月，江姐委托地下联络员，将书信秘密送到重庆市中山公园里的育才小学,交给谭竹安(谭正伦的弟弟)。

　　江姐托孤遗书(部分)

　　竹安弟：

　　友人告知我你的近况，我感到非常难受。……我想你决不会抱怨孩子的爸爸和我吧？苦难的日子快完了，除了希望这日子快点到来而外，我什么都不能兑现。安弟！的确太辛苦你了。

　　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假若不幸的话，云儿(指彭云)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竹姐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