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此文版权属《国际先驱导报》，任何媒体若需转载，务必经该报许可。)

　　如同电影《集结号》中那个叫谷子地的老兵一样，真有这样一群老人十多年默默努力，只为搜寻从淞沪抗战至1945年9月间牺牲的航空抗日烈士英名。13年前，第一批3304名烈士的名单被整理完毕。如今，新发现的900多个名字最后的整理工作也已接近尾声

　　为了4200名抗战飞行员的英灵

　　“几千个飞行员就这么牺牲了，最后连名字都没有。这几个老人现在把他们的名字找出来，刻在碑上，实在太不容易了”

　　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

　　电影《集结号》的海报上这行醒目的文字，总是容易让人产生时空交错之感。那一座座高耸着的“无名”墓碑，触痛了今天人们内心中那根最柔软的弦，撕心裂肺，欲罢不能。

　　就在《集结号》热映的同时，一个消息从南京传来：2007年12月30日召开的南京航空联谊会成立15周年大会上披露，专家们又发现了900多位抗日航空烈士的姓名，其中包括500多名中国航空烈士和404名美国航空烈士。

　　900多人的姓名同时被发现，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电影中，谷子地幸运地找到了司号员，他的47名烈士兄弟因此得以不再“失踪”，烈士家属得到的小米抚恤也可以相应地从200斤提高到700斤。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烈士们牺牲的土地上，不知已经收获了多少茬庄稼，而他们的真实姓名却刚刚为后人所知。他们的家属当年是否也有700斤小米可拿？发现烈士姓名的专家又是怎样一群人？

　　一份名单引出一群老人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们在抗战中抛洒热血，为了民族和国家的统一什么都不顾，今人不该忘记他们。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头都心甘情愿地在这里工作。”1月4日中午，73岁的陈立诚老人说。

　　在没有太多的官方支持，没有经济上的报酬，也没有鲜花和掌声，甚至连给记者寄一份资料的邮费都很困难的情况下，一群老人默默地投入到搜寻从淞沪抗战至1945年9月间牺牲的航空烈士英名的工作中。13年前，第一批3304名烈士的名单被整理完毕。如今，新发现的900多个名字最后的整理工作也已接近尾声。

　　而在这些名单背后，有一群几乎快被人们遗忘的老人。他们的名字虽然或许不曾多么响亮，但每个人的履历却都几乎足以构成一部中国的近代史。

　　华人杰，1941年考取西南联大，1944年参加举世闻名的“驼峰空运”，担任中国航空公司(CNAC)副驾驶。后曾任北京航空联谊会会长，2001年7月辞世。

　　王坚，76岁，曾在南京市委办公厅工作，其妻舅参加了1949年11月9日香港“两航”起义，在新中国刚成立时投入祖国怀抱。现任南京航空联谊会副会长。

　　万永熙，89岁，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高材生，毕业后在北平美军总部工作，并曾在国民党空军机械学校进修，当年作为美军技术雇员与陈赓大将相处多日，建国后在中科院工作，1968年中国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717”的显示器就包含他的辛劳，该显示器能显示256个汉字，是最早的汉字显示器之一。

　　陈立诚，73岁，南京航空联谊会常务理事。

　　……

　　亲历者，相关者，包括没有太多直接联系的老人，都投入到整理烈士名单的工作中。“几千个飞行员就这么牺牲了，他们都是天之骄子，最后却连名字都没有。这几个老人现在把他们的名字找出来，刻在碑上，实在太不容易了。”华人杰之子、美中航空历史遗产基金会中国办事处主任华建宁说。

　　晚年的寻找

　　因为父亲的缘故，华建宁十分了解寻找和确认烈士名单的不易。当年曾与美国人一起飞越驼峰航线的经历，使华人杰成为发起寻找抗日航空烈士名单的关键人物之一。

　　“当时是1992年，我父亲跟王坚商量要为抗日航空烈士立碑，然后就开始找烈士名单。”活动很快得到北京航空联谊会、南京航空联谊会等机构和个人的支持。“父亲在北京航联会工作了13年，非常投入。他为推动、组织在南京、昆明、桂林修建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等纪念地做了大量工作。作为子女，我们开始都认为建碑只是一种想像，根本不可能实现。我们也不太希望老人家这么辛苦，何况他们也没有钱。但是父亲说，没钱也要办大事……”华建宁说。

　　据陈立诚回忆，美国飞虎队协会、俄罗斯老战士委员会等都参与了名单搜寻工作，中国的名单则以来自台湾方面的资料为主。“苏联烈士当时有完整的档案，相对好确认，而中美的名单比较凌乱。”由于确认名单需要详细的资料，包括姓名、出生日期、籍贯、参战时间、牺牲地点等等，所以整个工作冗长而庞杂。在中美烈士名单搜集过程中，夏华(音)和万永熙起了很大作用。

　　夏华也是北京航空联谊会成员，她的丈夫1946年6月曾作为副驾驶参加国民党起义，驾驶B24轰炸机飞奔延安。“当时台湾有一本《忠烈录》，记载的都是牺牲的很有名的飞行人员名单。”这本小册子，加上当时一些健在的老飞行员的回忆对照，成为夏华确认中国航空烈士名单的主要来源。陈立诚说，此后经过北京航空联谊会的审查，再送到南京建碑委员会，“一关一关地过”，最后于1994年8月30日最终确认第一批中国航空烈士的名单。

　　与中国烈士相比，美国烈士名单的整理更加复杂。“联谊会委托陈香梅到美国国防部去问，华人杰也亲自去美国国防部数次，发现美国官方虽然有资料，但没人整理。”因为英语好，万永熙被华人杰请来负责收集美国烈士名单。

　　一个名叫Chick Marrs Quinn的美国女人出了一本书，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作者的丈夫1945年2月牺牲在印度飞往中国成都的途中，这位妻子后来花9年时间收集资料，并在1989年出版此书，详细记载了美军在中国、缅甸、印度战场上每架飞机出事的情况。“我就根据这个资料，以及华人杰跟美国的来往信件查，一点点确认。”1月5日，万永熙老人将保存的原始资料拿给《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看。

　　一张张已经泛黄的纸上，密密麻麻的英文记载着烈士姓名、职务、牺牲日期、部队番号，以及牺牲过程等等。每个烈士占据一行，他们的名字就静静地凝固在那里，仿佛诉说着半个多世纪前的烽火硝烟。

　　困难始料未及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想到，这份珍贵的文稿是在一台破旧的电脑上完成的。“我在家里整理了两年，用老式计算机。”万永熙说。要钱没钱，要物没物。老人们完全凭着一腔热情工作，可更多的困难还是意外地找上门来。

　　“没钱没权倒无所谓，还有一些人对我们做的事缺乏认同感。”王坚说，这些年经受了太多的困难，但不被理解是最令他们苦恼的。核心的问题很简单：你们到底是在为谁树碑立传？1995年建碑之前，万永熙曾两次去南京核实名单，他对这个争议记忆犹新，“当时我就想，这不是费力不讨好嘛”。

　　“那些人都是青年才俊啊，他们当年投笔从戎，报效国家，我们今天怎么能这样对待他们？”每次说起这些，王坚都很激动，“我记得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写得很清楚，不仅包括‘三年以来’，还提到三十年以来以及‘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牺牲的人民英雄。”

　　争议最后得以平息。南京航空联谊会网页如是描述建碑缘由：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民族团结抗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缅怀在抗战中牺牲的中外航空人员的业绩，弘扬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建立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

　　他们就剩下名字了

　　寻找烈士的名录，烈士的家属应该最为感同身受。陈立诚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1938年4月29日，日军为了庆祝天皇生日，派出佐世保航空队的重型轰炸机和护航的战斗机共54架，大规模空袭武汉。中国空军健儿和苏联志愿飞行员在近郊迎战。陈怀民，抗战时期闻名全国的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少尉飞行员迅速迎战，最后猛撞敌机，与日本飞行员高桥宪一驾驶的飞机同归于尽。

　　在高桥宪一的口袋里，找到塑料袋包好的一封信和一张照片，是他在日本的妻子美惠子写的，主要是表白自己很孤独，希望他早点回国。这个消息被陈怀民的妹妹陈难知道后，写了一封5000多字的信给美惠子，告诉美惠子：“日本军阀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的苦难，同时也把日本人民推向灾难的深渊。”陈难的老师将信拿给作家郁达夫修改，郁回答八个字：“心灵之作，不必修改。”这封信连续刊载在《武汉日报》上，并译成几国文字在向全世界传播。

　　“陈难在年老时还关心我们修墓建碑工作。”虽然家里不富裕，但她还是捐了1000块钱。临终前，仍对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的建设进度念念不忘。

　　类似的故事很多。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当天上午，就有广东的一名烈士后代给南京航空联谊会打电话，开口后第一句话就问：我爷爷在不在你们那里？而美国飞虎队老兵、韩国烈士家属、苏联老兵等，都曾来到纪念碑前凭吊。“为什么很多美国人来看纪念碑？他们就是找亲人的名字。这么多年，就剩下名字了！”华建宁激动地说。

　　更大的构想

　　1995年，第一批3304名烈士名单刻在碑上后，还有一些人的名字无法核实。“特别是外国人名字很多残缺不全，有的是有名没姓，有的是有姓没名”。

　　10年后，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美国使馆公使衔参赞裴效贤(音)通过江苏省外办找到王坚，问他有什么打算。王坚想到了手头几百名美国牺牲烈士的残缺名单。“他立刻表示很感兴趣，愿意帮忙。”后来又找到美国国防部，以及在夏威夷的美国空军史料研究室。

　　作为二战老兵的后人，华建宁也参与了核实第二批烈士名单的工作。“我的任务是帮王坚找人，核实情况。从2005年初开始，前前后后折腾了1年多的时间。”华建宁说。而据陈立诚介绍，中国航空烈士第二批名单则是根据台湾的《忠烈册》。与《忠烈录》相比，前者更多是军士级的飞行人员。

　　900多位航空烈士的姓名，将被补刻到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上。对王坚他们来说，更大的愿望是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的早日建成。“现在已经基本确定了，今年4月3日将举行奠基仪式。”王坚说。

　　他们的故事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这些年逾古稀的老人，在晚年却为自己的这本书增添了更加厚重的色彩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 在4000余个烈士名字背后，是一批老人十几年如一日的不懈寻找。他们所做的一切，不仅仅是为了告慰烈士英灵，更是在为今人提供了一面记忆的镜子。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这些年逾古稀的老人，在晚年却为自己的这本书增添了更加厚重的色彩。

　　华人杰

　　寻找抗日航空烈士名单，建立纪念碑、纪念馆，华人杰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人物。在本报有些匆忙的采访过程中，华人杰的名字被多位采访对象反复提起：

　　参加过驼峰航线飞行，飞了90多次，当时很多人都摔死了，他活了下来；南京航空烈士公墓恢复后，他马上着手呼吁建立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为建立纪念碑拉来很多赞助，最后都给了南京。

　　其实，这位2001年病逝于北京航空联谊会会长岗位上的老人，在他的儿子眼中，有着更为传奇的经历。

　　1941年 ，华人杰就读于昆明的西南联大。一份资料显示，1944年底，他被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确定为党的地下活动人员，承担为共产党传递文件、信件等特殊任务。在应征入伍后，1944年5月到1945年9月，他担任“驼峰空运”C—46运输机副驾驶，一飞就是96个来回。

　　“为什么我父亲后来(在组织纪念抗日烈士上)比较活跃呢？因为当年他的地下党身份，更易为各方所接受。”华人杰之子、美中航空历史遗产基金会中国办事处主任华建宁说。华建宁现在兼任的这个职务，此前一直是父亲在做。“父亲还是美国驼峰协会终身会员，每年驼峰开会他都去，飞虎队开会他也去。”

　　如今，华人杰晚年致力的工作，在儿子身上得以延续。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期间，华建宁出面邀请了近百名美国老兵来华。“仅仅有回忆还是不够，希望能再多做一点事情。”华建宁说。

　　王坚

　　在有关抗日航空烈士的新闻中，王坚的名字出现得格外频繁。花白的头发，标志性的宽边眼镜，经常出现在陪同外国友人参观的画面里。作为南京航空联谊会副会长，正是他在去年年底宣布了900多名烈士姓名被发现的消息。“一说到这些我就很感动，他们是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牺牲的，不能被后人忘记啊。”王坚总是用最感性的语言，表达着自己对烈士的敬意。

　　谈到与航空的渊源，王坚说自己的妻舅曾参加香港“两航”起义。而他自己早期参加工作后一直任职于党委部门，先后在南京市委办公厅、政协等单位工作，当时的南京市委书记是后来曾官至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彭冲。

　　“彭冲对我们说，一个人在世上，要做几件对人民利益有好处的事。”十几年前，王坚找到了这样的事。“我是从要我干，到我要干。随着接触的增多，对于纪念抗日航空烈士这项工作的理解日益加深，就越觉得我们的民族精神是那么可贵，牺牲的烈士更加不应该忘记。”

　　在与王坚老人聊天过程中，他总是提及别人的名字，比如夏华老人，比如华建宁先生，比如航空联谊会的其他老同志对这项工作付出的努力。第二批美军烈士名单确认后，王坚和南京航空联谊会会长专门发了两封感谢信，一是给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一是给美国空军史料研究院“两位没见过面的老先生”。“他们给了我们很大帮助。”王坚说。

　　万永熙

　　1月5日下午，北京中关村一栋旧式的楼房里，万永熙老人安详地靠在椅子上，从房间里的摆设和背景，就可以看出这位老人与众不同的兴趣。电视频道多数时间锁定在凤凰卫视，各式飞机和轮船模型挂满了房间一侧的墙壁，几串佛珠和一张佛像，更衬托着一份静谧。

　　已经89岁高龄的老人，精神头好得令人惊奇。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高材生，在美军驻北平总部做过无线电维护的雇员，后来参加了国民党空军机械学校培训，1948年被一纸调令召唤到南京，又因为被分配到武汉而悄悄利用地下党给的金条逃回了北平，1949年开国大典空军检阅时在南苑机场负责维护指挥电台，以确保参加阅兵的飞机分秒不差地经过天安门，参与了新中国第一台计算机的研制……老人如数家珍地讲述着并不如烟的往事。

　　“我之所以参与收集整理抗日烈士名单，是觉得应该给历史一个正名的机会。外国人到中国来帮着咱抗日，牺牲在中国，咱们不能再骂这些人吧。”万永熙一边从隔壁房间搬出厚厚的资料，一边直言不讳地说着自己的想法。

　　不能忘却的纪念

　　“如果我们不做，以后不知道谁还会做这件事；即使做了，也未必还能了解这么多的史料”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 南京紫金山北麓的王家湾，1995年8月建立的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高高耸立。纪念碑的周围，30块黑色花岗岩石碑上，用中、俄、英三种文字镌刻着3304名航空烈士的名字以及他们的生平业绩简介，其中，中国航空烈士880名，前苏联航空烈士236名，美国航空烈士2186名，韩国航空烈士2名。此次新发现的900多位航空烈士的姓名，将被补刻到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上。

　　每天，清新的山风不断拂过秀美的山麓，在这片悲情的土地上穿梭，也同时沐浴着山上的所有生灵。永久陪伴着英雄们的群山碧绿而寂静，只有风儿在为他们轻轻地歌唱。

　　“我们久久地驻足在长眠于此的美国、中国、前苏联和韩国烈士的墓碑和姓名碑前，喃喃地念着他们的名字、碑文和事迹，想像着当年他们的出生入死，眼前早已是一片模糊。”2005年9月17日，一位上海的瞻仰者在墓碑前发出如是感慨。

　　从松沪会战到1945年9月3日日本投降，那些出生入死的烈士，在很多人的记忆中只是一个数字的概念。而看过了《集结号》，也采访过这些为了寻找烈士姓名四处奔走的老人后，我渐渐能理解华建宁了。那天他对我说：“如果《集结号》拍摄抗日航空烈士，效果会更震撼！人家外国人图啥呢，到这里来把命搭上了，却连名字都找不到。”这种感觉，在随后的采访和写作过程中，反复在我的心里碰撞着。

　　当万永熙老人将身体从深陷的沙发上挪起来，执意要给我煮面条作为午餐的时候，我才从老人的回忆中走出来。他就那样安静地讲着自己的故事，从3岁讲到上初中、高中、大学，参加军训，差点随着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他丝毫不在意我是否在认真地倾听，甚至当我几次提到想看看他整理的美国抗日航空烈士原始资料时，他都这样回答我：“一会儿我给你拿，先听我给你说。”

　　就在我这次进行略显仓促的采访时，电影《集结号》的票房突破了1.8亿，冯小刚带着他的“九连”继续为后续票房摇旗呐喊，据说已经喊出了2.5亿的目标。而在河南洛阳，100多名网友自发地赶到被毁的烈士陵园，每人拿着一支白花默默地凭吊烈士的英灵。数天前，这个烈士陵园里的墓碑因为“改造”而被毁。

　　好消息与坏消息总是同时袭来。而这几年，有关烈士陵园或烈士墓的坏消息越来越多：艳舞跳进烈士陵园；烈士陵园成了垃圾场；为开发楼盘烈士陵园被迁往远郊……“为什么中国的烈士陵园没有尊严？”冯小刚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华建宁则告诉我，美军在二战后至今，仍有几万人没有找到，但他们还在找。“中国抗日战争牺牲了几百万将士，哪有名单啊，多数人都是‘无名’。”

　　有人说，是《集结号》唤醒了中国人的记忆。可是，当我们对历史的记忆需要一部电影来提示的时候，是不是一种悲哀呢？面对这样一部动人心魄的电影，在2007年底的媒体“盘点”硝烟中，“集结号”的名字却更多出现在耸人听闻的标题里：备战奥运要“集结号”，节日促销也在吹“集结号”，而集结号本来的意义，却似乎已消失于无形。否则，我们又该怎么解释发生在洛阳烈士陵园的风波呢？

　　其实，还有很多故事限于篇幅无法都写在这组报道里。比如陈立诚老人告诉我，烈士陈怀民的妹妹陈难本名叫陈天乐，一个原本乐观的人，在她二哥牺牲后更名为陈难。这是怎样的哀痛，才让一个女子起了这样一个充满悲情的名字？

　　面对采访，收集烈士名单的老人们都很谨慎，反复地问我采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太多的人生阅历，或许让他们都学会了谨小慎微。但当了解我的想法之后，老人的戒心又完全解除，甚至还主动地打电话给我。万永熙老人还将自己收集的抗日DVD光盘送给我做参考。王坚则告诉我，他们南京航空联谊会打算专门由一两个人负责对新闻媒体发布消息，因为就在《国际先驱导报》与他们联系期间，包括阳光卫视等媒体也在向他们了解情况。

　　立碑过程中曾经的坎坷经历，已经成为如烟的往事。“如果我们不做，以后不知道谁还会做这件事，但即使做了，也未必还能了解这么多的史料。”王坚甚至向我引述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以为自己的行为提供佐证。

　　不知道为什么，当王坚有些哽咽地谈到十几年来的一路艰辛时，我的耳畔突然响起了一首罗大佑的歌：

　　我来唱一首歌，

　　古老的那首歌，

　　我轻轻地唱，

　　你慢慢地和，

　　……

　　但是你要记得，

　　永远地记得，

　　我们曾经拥有，

　　闪亮的日子……（记者 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