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许霆因利用ATM机故障取款17.5万元并逃遁，一审被广州中院以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针对这一引起社会广泛争议的案件，北京8名律师近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刑法及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亟待修改》的公民建议书，其中对量刑标准“过时”的批评引人深思。

　　我国现行《刑法》于1997年发布，其中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按照相关量刑标准，这里的“数额特别巨大”是指3万元至10万元以上人民币。

　　许霆案中，法院将ATM机认定为金融机构，随即根据上述标准进行量刑，在法律程序上并无任何可指摘之处，但判决结果却引起了激烈争论。即使暂且承认许霆被判盗窃罪是合理的———对许霆究竟该判盗窃罪还是非法侵占罪也一直是法律界争议的焦点，我们也不能不看到，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十年前的罪刑标尺已经不符合社会现状和公众心理。

　　1997年和2006年的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分别是6470元和21001元，二者相差3.24倍(未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然而，法院的盗窃量刑标准并没有实施相应的调整，以至于判决结果相较十年前显得越来越重。过分严苛的刑罚不仅不能起到正确惩治犯罪的效用，反而会使得司法体系本身成为令受刑人蒙冤的凶手，从而面临丧失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危险。相关例子不只有许霆一案———云南学生何鹏于2001年3月2日持只有10元存款的农行卡到ATM机上查询时，因机器故障可随意取款，他于两天内取出现金42万余元，随后将所取款项藏匿，并转移和挥霍部分款项，最后被以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这一判例也曾在法学界引起广泛争议，只是当年网络的力量尚不比今日，其轰动程度不可与许霆案相提并论。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量刑标准的不合理性日益凸显，终于由许霆案引发了全国大讨论。

　　法律本应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但部分关乎社会公平的量刑标准却是“十年如一日”。我们期待在强大的民意作用下，立法机构和司法部门能够充分体察社情民意，借许霆案之契机对那些“过时”的量刑标准调整与更新。司法准绳的应时而变，对公民人权的保障以及整个国家法治文明的进步意义重大。 (记者　郭翔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