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三女生玲玲(化名)成绩优秀，但因为“黑户”(没有户口)无法报名高考，服毒自杀，幸遇及时抢救。问到为什么自杀，玲玲回答：“就像一群乌龟都有尾巴，而有一只没有，就觉得别扭。”(据《新京报》、《法制晚报》报道)可见高考报名只是一个诱因，做了17年“黑户”的她，心中一直忍受着屈辱。“黑户”是一个老问题，不少孩子在这种屈辱中成长。

　　报道的结局，却给人们带来希望：警方告诉玲玲的父亲，根据新的规定，你的孩子可以办户口，情况特殊的话，集体讨论会准予特批。如果解决“黑户”是这么轻而易举的事，很容易让人怀疑这个父亲不够尽职，怀疑这个孩子过于轻生了。但细看又不是这样，父亲和孩子都应该为户口做过多番努力了，警方还帮他们出过找到母亲结婚再离婚的主意。

　　难道因为自杀事情就容易办了？那么它是否具有普遍的应用价值？17年的“黑户”生涯，警方一句“集体讨论特批”就轻轻勾销了？我相信跟玲玲一样在屈辱中生活的孩子还有很多，这么好的办法为什么不想办法告诉他们呢？

　　我满心疑惑地查了一下，才发现这个规定是这样的：父亲为本市户口、母亲为外省市户口，不满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子女申请随父亲入户的，须符合本市计划生育政策，原则上只解决一名子女。

　　玲玲为什么成了“黑户”？不就因为她的父母没有结婚就生了她，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吗？警察拿出的这个所谓的新规定，明明也拒绝为这样的孩子办户口啊，为什么声称可以解决呢？是否存在先答应下来再说、应付一下当事人和公众情绪的想法呢。

　　我并不是说，玲玲的事就不给解决了。往往这样的事，都可以当成特例。但是那些还没有自杀的“黑户”孩子呢？这个案例对他们有什么用吗？如果说有用，难道就是教人走极端，引起新闻媒体关注，然后当作特例解决？

　　也许警方可以出主意，让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合法，比如找到孩子母亲结婚再离婚，或者到法院起诉。在媒体的关注中，他们可以帮助玲玲的父亲把这些事情都办得非常顺利。但是那些没有自杀的“黑户”孩子呢，他们的父母可以办得这么顺利吗？

　　父母犯下的错误要由孩子来受罚，已经分手的男女必须结婚，这显然是荒唐的。如果这种荒唐的现实不予改变，再多的自杀也只能解决特例，而没有普遍性的救济价值。

　　□长平(广州 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