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29日凌晨，一名男子喝完酒后，来到合肥市淝河路与铜陵路交叉口附近一家歌舞厅与一名“小姐”交易。事后该男子竟大闹歌舞厅，要求“小姐”为其开发票。(1月1日《安徽商报》)

　　在撰写该消息的记者看来，嫖娼索要发票，是一桩稀罕事，从而在报道中以大出意料之外的语气感叹：“见到民警，该男子竟像遇到了救星，嚷嚷着‘我消费了，我要发票’。”这真是看到骆驼说是马背肿，少见多怪。

　　早一向，我的一个朋友，托福身在权力部门，历时一个月，“考察”了欧洲六国，回来后叙述道：荷兰的红灯区，小姐们见到中国人模样的男人，极热情地招手，汉语说得字正腔圆：“进来玩噻，开发票咧。”

　　中国近年，虽然影响力骤增，而软实力究竟有限，要想让荷兰的小姐个个成为“中国通”，说得好一口流利的汉语，怕不容易。荷兰的小姐的汉语水平，估计也就是为业务的需要，会说“你好”、“谢谢”、“再见”、“进来玩噻，开发票咧”之类的简单的几个汉字。连她们都知道拿发票当诱饵来招揽中国客人，身为中国的记者，偏偏显出一脸惊诧，就有点故做痴呆的嫌疑了。

　　假做痴呆，大可不必，而关注索取嫖娼发票者的身份，似乎要紧得多。

　　在中国，人们一向不太会做“国家的主人”，税法意识还淡漠得很，比较起国家税收的多少来，更注重自己的荷包，不怎么去追究消费了不要发票会造成国家税收流失，因此，消费了不要发票是常态。时刻惦记着发票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能够享有报销权利的人，或政界领导，或国企官员。我们去酒店吃饭，常常碰到消费者问：打折么？服务生一般回答：“不要发票，可以打折；如果需要发票，就很抱歉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作出判断：凡是要求打折的，都是自家掏腰包消费；而需要发票的，通常是享有报销权利者。

　　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的各个政府机关、国有企业，对官员的开支，就没个限制么？否则，权力拥有者，怎么就能随意报销呢？其实，财政预算是有的，只是这个预算，通常并不需要周密地论证，也不需征得民众的批准，因而额度大小，自由得很。曾经有过一桩很轰动的新闻。山东某一贫穷县级市市长邀请美国自蒙得市的艾文市长访问该市。艾文市长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后“吝啬”地表示她没有访华费用﹐并解释她虽然身为一市之长﹐不敢乱用纳税人的一分钱。而办公费用来自市民的纳税钱﹐每笔开支必须对市民负责﹐访华费用不在办公费用之列﹐她需先向有关企业募捐﹐有了钱后﹐才能安排访华行程。我们的市长立即“慷慨”地表示﹐她将支付艾市市长访华的一切费用﹐包括来回机票﹐吃喝﹑住宿等。

　　自蒙得市是世界最富有的微软公司总部所在地﹐税收财源可谓丰厚﹐然而美国的这位市长却如此“吝啬”，因为有严格规范的财政预算管着。而中国的一个贫穷县级市﹐市长“慷慨”得很，就因为财政预算预留的空间大，几乎可以不考虑如何开支。

　　因此，该嫖娼者把发票看得如此之重，决不是国人的税法意识浓厚的缘故，其身份之可疑，是不需多加推论的。(谢浮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