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河南信阳市政府出台文件“禁止公务人员在工作日中午饮酒”，半年节省酒水费高达4300万元，赢得社会一片赞誉。近日，一种“禁酒令违法”的说法得到了河南不少酒类企业的认同，河南省酒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他们准备向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河南省政府法制办反映，要求

　　修改或撤销这一规定。(12月27日《河南商报》)

　　不能鼓吹“腐败生产力”

　　有报道说，信阳颁布禁酒令后，当地酒厂的销量下降了1/3。显然，这些酒厂很大程度上正是官员腐败行为的既得利益者，就像美国军火商最希望布什打仗一样，某些酒厂也最讨厌官员清廉。因此，所谓“毕竟酒类企业也是当地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实则是在宣称“腐败也是一种生产力”——— 为了“拉动消费和促进就业”，应该允许官员适度腐败。事实上，“腐败生产力”的巨大量能让人瞠目。数据显示，全国公款吃喝开支一直保持着8年翻一番的增长速度，1989年还是370亿元，2002年时已飞涨到2000亿元，相当于一个三峡工程。

　　说禁酒令违法，是建立在对“腐败生产力”认同的基础上的。 舒圣祥

　　一场假装受伤的炒作

　　河南酒业叫苦，不过是老虎装病猫，作秀而已。

　　河南酒类企业夸大了“禁酒令”的作用。所谓的禁酒令，不过是禁止公务员中午喝酒，结果被弄得仿佛是反腐的灵丹妙药一般，其实，大吃大喝等腐败行为，不可能因为你仅限于中午的禁酒令而有本质上的减少。腐败者完全可以在晚上“加倍狂欢”，把“损失”夺回来，甚至还可以在上午或早晨就开始应酬。毕竟，禁酒令并没有触及腐败根本。

　　说禁酒令让一些酒厂销量下降1/3，这样的数据恐怕也来自酒厂自身，真实性很值得怀疑，在笔者眼中，不过是河南酒业“假装受伤”的又一个佐证。酒厂“假装受伤”的炒作目的何在？无外乎是想要更多的地方保护政策，想通过哭穷来达到减免税费等目的。城市下达禁酒令的，并非信阳一例，很多城市最终不了了之，为何信阳就成了特例？

　　美丽的口号背后，往往别有所图。欧木华

　　企业愈指责 “禁酒”愈必要

　　公务员之所以是公务员，正在于他们是干“公务”的，是代表政府形象的。公务员工作日中午饮酒，无论是宴请别人，还是被人宴请，大多是公务支出，这是一笔巨大的奢侈浪费。而且，公务员工作日中午饮酒，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下午的正常工作，降低办事效率。如果不是公务支出，问题可能更大：有人花自己钱宴请公务员，必是有事要办，甚至还常常是有违法规的事，而公务员一旦喝了别人的酒，“吃人嘴短”，违规的事于是就发生了。

　　工作日饮酒，表面看，是公务员的“私务”，实际上，却暗藏“公务”，常常是公务员在利用人民赋予的特权变相搞腐败。一旦公务员没了身上的这个“公”字，他们还会有那么多酒宴吗？酒业对“禁酒令”的抵触恰恰证明了公务员奢侈浪费及腐败的盛行，或者说是公务浪费的普遍。这更说明：“禁酒令”太有必要！ 张东阳

　　酒业协会说“不”很正常

　　我国已经进入利益博弈时代，利益矛盾、冲突、博弈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当利益受损，酒类企业当然有表达的本能，当然不会坐以待毙，谁也没有权利阻止酒类企业表达利益诉求。河南很多酒类企业都对“禁酒令”有很大意见，这些意见反映到协会，作为行业组织，不可能坐视不管。

　　房地产新政出台之后，房地产商的反应最为丰富多彩，要么作愤愤不平状，要么作叫苦不迭状，要么作危言耸听状，要么是密会、密谋，积极寻求对策。接下来则是上书，通过非制度手段，以期减少损失。这样的事情见多了。

　　我们审视“禁酒令违法”论，大可不必惊慌失措，这是利益主体的一次危机公关或自我维权而已。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既然这些利益群体已经集结起来表达诉求，作为纳税人这一庞大群体，有没有组织起来应对这一诉求？

　　一言以蔽之，“禁酒令违法”论背后的真问题就是，要保证不同的利益主体有表达利益诉求的权利，酒类企业和酒业协会既然要求自身利益，纳税人同样也可以要求自身利益。 王石川

　　人民拿什么挺“禁酒”

　　酒企的博弈资本摆出来了，公众不得不自问：酒企能通过行业协会团结起来，以税收反对禁酒和要挟政府，人民如何团结起来，可以拿什么力挺政府禁酒呢？

　　酒企是纳税人，人民也是纳税人，可人民也能以纳税“要挟”政府吗？很难——— 首先，因为酒类企业数量少，他们很容易通过行业协会凝聚起来结成利益共同体，以行业整体力量进行博弈；而纳税人是分散的，成千上百万，集体行动的代价和形成共识的成本非常高，很难作为一种博弈力量迅速凝聚起来。

　　资本是可以飞的，商人是可以流动的，你这个地方禁酒影响了我的利润，我可以将资本投到其他不禁酒的地方去，资本和商人可以自由流动，可一般人是不行的：在户籍门槛下，即使你不满意一个政府决策，既不能“用手投票”否决，又不能“用脚投票”反抗。相比之下又输了一筹。

　　还有，相比酒类企业纳的税，纳税人交的税在数量上没有竞争力。酒类企业属于当地的支柱产业，政府对酒业有很大的依赖。正因为这种依赖，有些地方不仅不要求官员禁酒，甚至以红头文件向下级摊派喝酒任务，以行政权力为本地酒企开拓市场。相比之下，政府对普通纳税人有什么依赖呢？升迁不掌握在纳税人手上，GDP一俊遮百丑的制度中，民意的反对也算不上什么。

　　加上喝酒本身对政府官员又是有利的，毕竟喝的是纳税人的钱，不喝白不喝——— 禁酒又在政府内部有相当大的阻力。利益共同体的“里应外合”下，纳税人有什么博弈资本可以力挺禁酒？

　　文/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