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政治”全球升温

　　不少国家都热衷于“幸福政治”，并各自尝试制定新的社会发展标准

　　英国智库“新经济基金”和“地球之友”组织曾在2006年7月公布了欧洲的“幸福星球指数”。这个指数的标准与众不同，它主要包括3个指标：对自身生活的满意度、二氧化碳排放量和人均寿命。同时，该组织也发现，贫富差距、社会诚信度、犯罪率、民众与政府关系对幸福星球指数有较大影响。

　　排名揭晓时，冰岛因大规模使用可再生资源、施行强有力的环保措施，及大量的医疗投入名列榜首。

　　在今年8月荷兰鹿特丹伊拉斯漠大学评出的“世界幸福数据库”中，幸福指数则包括民众的受教育情况、营养状况、对恐怖和暴力事件的担心程度、男女平等度和生活的自主选择度等。调查显示，丹麦的幸福指数最高，之后依次是瑞士、澳大利亚、冰岛、芬兰。

　　令人玩味的是，小国不丹成为此次调查的“黑马”，名列第六。因为不丹把国民幸福标准规定为“国民幸福总值”，取代了传统的国民生产总值。“国民幸福总值”的衡量标准是：发展均衡情况、环境保护、文化遗产以及政府管理国家是否得当。

　　在“世界幸福数据库”中，美国的排名刚刚挤进前15名。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和埃德·迪纳表示，在过去几十年中，虽然经济发展了，但是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却没有增加。相反，沮丧和不信任感显著提高，给社会的安定带来不利的影响。美国虽然国民富足，自由选择多，但是由于各种社会问题，综合排名并不靠前。

　　现在，许多国家都在尝试一些方法提高人们的幸福感。

　　英国惠灵顿学校校长安东尼·塞尔登主张开设相关课程，教会人们如何使自己精神愉快，保持乐观心态。并且，惠灵顿学校已经开始和剑桥的幸福研究所合作。

　　英国保守党领袖戴维·卡梅伦组织成立了“生活质量政策小组”，以研究政府如何提高国民幸福感，并强调不能只看国民生产总值，而应该重视人们普遍的幸福感。

　　美国、德国、瑞典、澳大利亚、意大利、智利等国家都热衷于“幸福政治”，都在以不同的方法尝试制定新的社会发展标准。无论是国民幸福总值、国内幸福指数、还是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国内发展指数，其核心都是要把政府政策从“以钱为主”转化到“以人为本”，把社会成本、环境成本、公民幸福等因素纳入政治目标。(记者李瑞、刘玥)

　　幸福指数不能走GDP老路

　　专家指出，幸福指数政绩化可能使其走向形式化、庸俗化，甚至出现统计造假

　　“一半以上的被调查者表示有幸福感，这是一个让人高兴的结果。”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夏建中教授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面对这个数据，夏建中分析说：“这一结果表明我们的社会是和谐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得到普遍认同。大家对自身和国家的发展充满信心。但我们也应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因为这只是个笼统的数据，幸福感在不同群体的分布可能存在极大不平衡。”

　　他举例说，这一半以上有幸福感的人可能大都集中在青年和中年群体里，老年人中幸福感的比例可能会低一些。所以，关注幸福感低的人群，分析原因，提出对策，才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沈杰博士认为，这个数据显示，发展经济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幸福感。“毕竟如果GDP不达到一定高度，就不可能出现追求幸福感的自觉。”

　　最近，西安等地政府提出要将“幸福指数”列为考察官员政绩的标准，引起多方争议。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周孝正教授表示肯定。他说：“引入幸福指数是对以往‘GDP神话’的反思。GDP作为一个最基本的总量指标，并不能准确反映社会经济活动信息。能掉过头关注人们幸福不幸福，这是个进步。”

　　对此，夏建中则表示，“将幸福指数列为政绩标准一定要慎重”。他说：“幸福感是一种个人主观感受。即使是集体幸福感也是非常主观，它往往会带上集体特征。比如重庆居民的幸福感与北京居民的幸福感绝对不同，缺乏可比性。所以幸福指数就不宜成为评定官员政绩的统一标准。”

　　他同时指出，幸福指数政绩化可能使其走向形式化、庸俗化。政府很可能采取短期行为，或者统计数据造假。但是从长期来讲，实际上是降低了幸福指数。

　　沈杰则评价说：对幸福指数的重视，比对幸福指数的具体测量本身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表明了政府工作理念的一次深刻转型。（宗君、乔思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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