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国第一个劳工NGO的缔造者廖晓峰红得发紫的时候，媒体却对他倒戈一击。当地媒体的报道称，廖晓峰收了打工仔的钱却不办事。

　　之后，廖晓峰悄然出走，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廖晓峰和他的“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昙花一现，存在不到半年，化为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符号。

　　廖的悲剧在劳工NGO和维权人士之间不断重演。12月4日，在深圳宝安区沙井某小区住宅楼里，维权人士朱兴银大声说，“我要清剿公民代理里的害群之马，让他们永不得翻身。”

　　像朱这样的维权人士通常又被称为“公民代理”。华南地区每年数以万计的劳动争议诉讼产生了巨大的诉讼市场，而持证律师收费昂贵，外来工根本无法负担高昂的诉讼费用。朱兴银说，据他掌握的数字，在珠三角地区活跃的公民代理至少有2000人。

　　在中国现行法律程序下，一个劳动诉讼案件很难在一年内得到解决，一个劳动诉讼可能把一个工伤工人磨练成一个出色的劳工法律专家。

　　这位四川省大竹县的农民不时强调自己的低学历和高水平，他说，“我虽然小学毕业，但打劳动争议‘官司’的水平比有些专业律师还要高。”

　　他说，每天找他打官司的人都在排队，他共代理了600多起“官司”，累计为农民工讨回工资、经济补偿金、工伤补助金等超过100万元，他自己每年收入不下20万元。

　　但更多的是混乱。今年三月，“公民代理”冯水清说只要2000元钱就可帮朱兴银搞定法官，赢得官司。朱兴银给了钱后，冯水清却消失了。

　　朱还在控告一名姓肖的女“公民代理”，在未办理营业执照的情况下，长期以他的劳动争议服务所名义招揽客人，并伪造了他的印章，诈骗钱财。

　　“公民代理都是居无定所，打一枪换个地方，经常有劳工被骗走血汗钱”，朱兴银说，这个队伍膨胀过快、永远良莠不齐。

　　“我不做事，每个月也可以拿到9000元的工资，”他目前是当地三家工厂的法律顾问，在上个月还买了一辆长安商务车。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帮劳工维权，也是他跟工厂维持关系，累积财富的筹码，他说，“对老板不能一棍子打死，他们死了，我们怎么活？”

　　深圳市宝安区劳动局副局长许进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由于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法律培训，农民工职业维权人员文化素质普遍不高，一般都是“夫妻店”、“兄弟帮”，背景复杂，流动性强。个别职业维权人为达到赚钱目的，鼓动员工集体上访、堵路、纠缠法官，严重影响投资环境。

　　“即便劳工维权NGO也存在种种问题，”通过对华南地区NGO的常期观察，黄岩博士说，“大部分NGO的自我完善能力较弱，财务不明晰。”

　　NGO作为一个组织已经具备了任何组织的弊病，有学者已经指出，中国的NGO精英化情结很严重，这也与NGO发展过程中的个人背景和社会条件有关，NGO能够从社会吸纳的资源十分有限。

　　被政府“收编”？

　　深圳市总工会拟在各街道成立工会维权服务中心，公民代理将作为律师助理进行维权工作

　　今年1月9日，深圳市公安、司法、劳动、地税、工商、城管等八个部门联手，打击“黑律师”，其矛头直指活跃在当地的公民代理。黄庆南的打工者中心也被列为“黑律师窝点”。

　　从1996年周立太在珠三角地区开展第一起工伤诉讼，这种站在法律空白地带为外来工奔走呐喊的声音，一直不为政府部门接受。2001年12月，龙岗区司法局认定周立太长期在龙岗区非法执业，并责令他立即停止非法执业行为。一审败诉后，周立太不服，上诉至深圳中院，仍被维持原判。

　　对立紧张的态度，在今年3月份有所松动。这10年间，劳工NGO和“公民代理”作为珠三角地区一股民间重要力量，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生存空间。尽管对于政府来说，这股力量可能会演化成一种不稳定的因素，政府更希望把劳资冲突牢牢控制在内部干预的范围之内，与政治稳定保持一致。

　　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认为，不能将“公民代理人”这一职业维权群体等同于“黑律师”、“土律师”，他们是农民工的一部分，一味“打压”不是办法。与其把“公民代理人”职业维权群体推向对立面，不如采取一定程序把他们“收编”在工会等部门。

　　深圳总工会有关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承认，年初整顿黑律师行动，“是受到了误导，总工会并没有参加实质性的打击。”

　　10月19日，深圳市总工会召集张治儒等16个“公民代理”，聚于深圳西乡大南湘酒楼召开座谈会。“开会的主题是，工会想了解民间维权者的个人情况和维权技巧，向我们取经”，张志儒说。

　　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评价民间维权人士“做了很多政府应该做的事，推动了政府的工作，深圳在维护劳动者权益方面，在法制建设方面在一步一步地完善，深圳的公民代理是起了一定推动作用”。

　　会议透露，早在6月份，针对公民代理问题，深圳市成立了三个调研小组。在一项初步计划中，深圳市总工会拟在各街道成立工会维权服务中心，计划把“这帮人”纳入，初定60人的名额，让他们作为律师助理进行维权工作。并提醒“这帮人”，不准和境外媒体接触；不准接受资助等。

　　朱兴银没有参加那次座谈，对于更多维权人士来讲，这是一项考验政府耐心的工程，“但不管怎么样，这个行业已经混乱不堪，至少需要一个监管机制。”

　　无助的伤者

　　劳工维权组织有效化解了劳资冲突，为劳工伸张正义，但他们的人身安全处于危险中

　　“打工者中心得罪过谁？”警察在医院询问黄庆南。但到目前为止，该案还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黄庆南被砍后的三天，王鸿利代表深圳市总工会去医院探望。次日，记者在其办公桌上发现一份对“深圳维权人士被砍”事件的调查报告。王表示，正在向市委领导汇报，“目前不便发表看法。”

　　在政府态度有所明朗的同时，于明年1月1日起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却搅动了珠三角地区维权人士和企业之间的矛盾。

　　根据新法，企业在雇佣和解雇员工时将面临更为严格的监管，其中一条规定：已经为企业连续服务十年的员工有权签署“无固定期限合同”。尽管“无固定期限合同”并不意味着终身雇佣制，但对于企业而言挑战良多。

　　进入9月以来，政府和媒体发动宣传攻势，而NGO和民间维权人士则尤为积极。新法实施之前的劳资关系也日趋紧张，时有企业裁员消息传出。其中，以11月份，深圳华为将7000多名工作满8年的老员工，赶在2008年元旦之前，“主动辞职”，再“竞业上岗”最为引人注目。

　　黄庆南的“打工者中心”从9月底开始宣传，到10月份，共接待咨询347人次。

　　打工者中心，这个开在龙岗龙东社区的马路边的小门面，没有金字招牌，也无独特之处。境外基金的扶助，使得它以一种异常低调的方式，在那里待了7年。10月11日晚上，3个手持钢管的年轻人将店门口的玻璃门和卷闸门砸烂后，扬长而去。到11月14日晚上，暴行再度上演，几名手持钢管男子再度将“愤怒”发泄到店内的办公桌和玻璃门上，一名男子在行凶后叫喊：“我叫你们开不了店。”在黄庆南被砍前一天，被砸碎的四扇玻璃门才刚刚装好。

　　今年8月，中山大学一位大三女生在该中心做社会实践调查，近距离观察了30天，她描述那里的工作日程时说，“每周两次去医院探访工伤病友，两次去工厂和工人聊天，宣传法规。期间还组织一些工人代表去公园游玩，探讨劳工法律问题。”

　　打工者中心与“公民代理”的区别在于，中心不直接参与工人维权，只是提供法律或程序上的咨询。“黄庆南是个很乐观的人，也很善良，除了在听到工友讲述悲惨遭遇时显得十分烦躁，大多数情况下，脾气很好”，这位观察者说。

　　上周，黄岩和他的博士生时期的导师去深圳看望了黄庆南。黄岩回来时说，那条腿即便恢复，也将失去功能。

　　早在2004年，黄岩撰写他的博士论文时就阐发了民间劳工维权组织的意义：“在‘国家力量撤退’时，这些组织的活动有效地化解了劳资冲突，为劳工伸张正义。”

　　黄庆南和他的找工者中心为劳工提供了庇护，可是，谁来为他的那条脚提供安全保障？(记者 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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