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丽云的悲剧表明，签字制度由于过于刚性，对于紧急情况下的“例外”考虑不周，亟须修改。同时，为了防止医疗机构滥用紧急情况的解释权和处置权，还应建立一套事后、中立的专业评估机制，对医生行为进行评估，确保患者及其家属的权利无虞。

　　12月10日，卫生部就“丈夫拒签字导致孕妇死亡”事件表态，称签字同意制度符合知情同意的原则，也符合国际惯例。但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得到患方的签字，只能说明患方同意实施医疗行为，并不能免去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一旦违反医疗原则所应承担的责任。

　　卫生部就“患方签字医院不免责”的表态，虽说是对现有法律的重申，但面对肖志军害怕签字而承担责任，面对公众还存在对签字同意制度的误解，这样的重申是必要的。所有医疗机构在要求患者家属签字前，都应该将这一点耐心解释清楚，杜绝“肖志军悲剧”的再现。

　　不过，卫生部对于“孕妇死亡”事件最核心的问题——家属拒绝签字、医院不实施手术而导致病人死亡时，医院是否承担责任——却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这一问题若不厘清，当医疗机构遭遇下一个“肖志军”时，该如何应对？在家属与医院僵持的危急关头，如何保证患者获得及时救治？

　　按照北京市卫生局此前的表态，肖志军这一极端个例不能说明法律不健全，言下之意，李丽云之死是家属造成的，现行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中的签字同意制度，并不存在漏洞，不需要修改。

　　可问题是，法律作为社会生活的管理规则，理应考虑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尽量囊括各种可能。特别关涉医疗急救的法律，更不能轻易地把“极端个案”排除在外，否则将是对生命的亵渎。

　　显然，《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签字同意制度有漏洞，它忽视患者千千万万家庭的复杂性，赋予了家属过大的决定权。该条例虽然规定了特殊情况可以不要家属签字，可对于什么样的情况算特殊，还缺乏明晰的界定，以至于这种“例外”虚设。

　　我们的确需要签字同意制度来防止医疗机构和医生滥用权力，但也要防止患者家属逃避或推卸责任。人性是复杂的，生活存在无限可能，因此，我们无法保证每一个患者危急关头时，其亲属会毫不犹豫地签下名字，但我们却必须保证，当家属逃避责任时，国家紧急现身，以制度之力拯救它的公民。毕竟，每个人都有双重的身份，就像李丽云，她是肖志军的妻子，但同时，她也是公民，亲属和国家都是她的守护者，一个都不能少。

　　卫生部发言人说，设立签字制度的初衷是保障患者的权利，可李丽云的悲剧表明，这种签字制度由于过于刚性，对于紧急情况下的“例外”考虑不周，不排除会出现“天使变恶魔”的可能。因此《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相关条款亟须修改。同时，为了防止医疗机构滥用紧急情况的解释权和处置权，还应建立一套事后、中立的专业评估机制，对医生行为进行评估，确保患者及其家属的权利无虞。

　　李丽云之死是个极端个例，从社会的视角来看，这也许只是一个名字消失，可对一个生命而言，失去的却是她的全部。所以，我们绝不能坐视下一个“李丽云悲剧”出现。作为手握医疗法规起草制订权的卫生部，应重视李丽云个案，将此作为完善医疗急救制度的契机。这样，社会才能从反思中进步。(作者:韩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