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情妇一起逼婚，争相要挟，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科技处原处长温梦杰左右为难。为保住家庭、官位，他买假离婚证稳住情妇。两年后，温梦杰用3200万元赃款为妻子供养房产的事被情妇发现，两个情妇联手将其举报。温梦杰很快落入法网，成为北京市打击商业贿赂犯罪以来首个被处死刑的贪官。(《现代快报》12月1日)

　　温梦杰受贿、贪污的手段十分隐蔽，他自行露出马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检察机关料难掌握有关线索和证据，假如没有两个情妇的告发，说不定他至今仍逍遥法外，心安理得地享用贪贿得来的巨额钱财呢。从这个角度看，检察机关还真得感谢这两个情妇的对温梦杰的“出卖”。由这起典型的“情妇告倒贪官”案件，笔者联想到前段时间媒体报道的原陕西省政府副主席庞家钰腐败案，觉得很有意思。

　　今年8月，一篇题为《11名情妇联手告倒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的报道，在网络和报刊广为流传。此后不久，有媒体引用权威部门工作人员的话说，真正将庞家钰告倒的不是别人，而是宝鸡市司法局干部曹长征。这样一来，不少人怀疑前一篇报道是假新闻，并斥责这种“炒作贪官情妇故事”的做法是低俗之风。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只是证实，曹长征的举报对于查处庞家钰起到了重要作用，却没有否定庞家钰曾被其“情妇团”举报之事。这里面有两种可能，一是“情妇团”忍无可忍实名举报了庞家钰，她们的举报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对查处庞家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另一种可能是，“情妇团”的举报未能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因此她们没能“亲自”将庞家钰告倒。如果是第一种情况，有关方面可能认为，贪官包养情妇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庞家钰包养“情妇团”更是丑闻，所以就没必要突出“情妇团”的举报之功。如果是第二种情况，“情妇团”的举报的确没起到直接作用，也就无须提及了。也就是说，以普通干部群众的举报为线索查处贪官，具有无可争议的正当性，如果以贪官情妇的举报为线索查处贪官，则未免有些难堪和尴尬。

　　其实，十个贪官九个色，贪官多包养情妇，已是不争的社会现状。“情妇举报贪官”案件日渐其多，不过是这一现状的“娱乐化表现”。刻意否认“情妇告倒贪官”的存在，并不能改变人们对贪官包养情妇现象的评判。普通干部群众的举报是线索，情妇的举报也是线索，检察机关不应当厚此薄彼，对后者怀有轻视或歧视态度。以贪官情妇的举报为线索查处贪官，谁也不会认为，这是检察机关的“无能”；相反，人们只会认为，这是办案意识强，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的表现。

　　在“情妇告倒贪官”案件中，只有贪官及其情妇才是真正应当尴尬的人。对庞家钰、温梦杰之类的贪官而言，他们终于意识到，情妇终究是靠不住的；作为贪官的“特定关系人”，情妇在法律上难免要为贪官分担罪责，最好的办法就是以举报作为武器，向贪官发起致命的反戈一击。

　　情妇告倒贪官，怎么看都是一件好事，有关方面何必尴尬？(李朴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