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曾以认乞丐为干爹等极具轰动效应的举动进入公众视野的珠海斗门区政协委员、地产商人贾永清，在“防艾日”来临之际，在旗下一个招待所辟出专门房间，设为“农民工性福之家”，以十元一晚的低价为农民工夫妻提供爱巢，凡有当地务工证、携结婚证的农民工夫妻都可以大大方方入住。(11月29日《广州日报》)

　　不可否认，一个农民工家庭的“性”福问题，在一个国际化、现代化的城市里难免会被当成小事。可是小事不小，它折射了当今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欢乐与痛苦，也必将伴随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全过程。卫生部公布的数字显示，我国有80%外来农民工处于性饥渴状态，这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它不仅危及农民工的心理与精神健康，潜在地影响着工作效率与安全，也是社会不稳定的诱因之一。贾永清打造低价农民工爱巢，还联系当地防艾办把“关爱性健康，预防艾滋病”活动送到农民工身边，不仅为农民工的“性”福生活提供了保障，更为民间遏制性病带了个好头。

　　对弱势群体生命、生活的人文关怀，彰显着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关注农民工，决不仅仅是帮农民工讨要工资、允许农民工入住城市，也应当包括给农民工性权利以救济。有关方面应该从人性化的角度出发，关注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保障其基本权利，更应建立完善社会政策，重点保护农民工这样为改革的发展作出巨大牺牲的弱势群体，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欧洲发达国家在经历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曲折之后，逐渐形成了起完善的社会政策，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拉美国家由于社会政策的滞后而出现的“拉美化”现象则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只有解决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才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农民工的权益维护问题。我国社会发展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一定程度上说，农民工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障，将直接影响到这一进程的顺利与否，而农民工作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弱势群体，完全依靠自身的努力是很难实现市民化的，因此，建立起以公正为理念的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刻不容缓。

　　我国的农民工人数众多，问题的涉及面广，完全依靠政府部门来实施社会政策，显然是力不从心。“农民工性福之家”提供了一种启示———各种社会力量的迅速成长，为社会政策的实施创造了便利条件。政府应该是社会政策的主要实行者，同时还要广泛吸纳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构建一个包括政府、非营利组织、城市社区、家庭等在内的多元行动主体系统，形成一个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农民工的良性局面。

　　作者：郭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