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狭小的战场

　　山坡上一片寂静。

　　语言是打猎过程中最多余的。经过多年的较量，野猪已经完全能分辨人的声音。

　　狩猎队员各就各位。余振发和余小林赶着猎狗进入对面的山林。邓荣清守的地方是一个U形山凹，他找一个有树的地方坐下。树可以保证守坝人的安全。逃命的野猪走直线，速度快，易攻击人。如果拉着一棵树，可以帮助人快捷地转身避开野猪的冲击。更危急的时候，还可以上树。

　　凹地的宽度约30来米。邓荣清有把握在这段距离内击中野猪。他打猎只带4颗子弹，“对着要害部位打，一枪毙命。”

　　很难说，里商乡的猎人们，现在是为了生存和生产资料而打猎，但肯定也不是纯粹的爱好。因为对枪支弹药的严格管理，猎人这个职业本身的合法依据几乎不复存在，而且，打猎的外部环境，正被一系列更强大的外界力量缩小着。

　　在离里商乡约一个小时车程的淳安县城，多山的地貌正被城市化的战略改变着。淳安县所在地原来叫排岭，因为山连山，岭靠岭。在过去的几十年，城市的建设者们从环伺的群山中挖出今天的县城。

　　这种愚公移山的精神，仍然延续在县城的新一轮扩张中。沿千岛湖往山里走，一路会看见挖山机的身影。政府正在最大限度地将野猪居住的场所，以百倍的价格进行增值。2007年，政府在千岛湖边挖出约300亩平地，卖了8个多亿。

　　2007年8月，淳安经济开发区中心区正在进入论证，计划用地规模200多公顷，比现在的千岛湖镇城区还要大。填湖和挖山的面积有20多公顷，用一位参与论证专家的话来说，“简直就是个小香港。”根据淳安县国土资源局的资料，“到2010年淳安县城镇化率将达到29.69%，这对建设用地提出了更大的要求。”

　　城市扩张的每一步，最后都会传导到山林和耕地这根神经末梢。离县城最近的宋家村最优秀的猎人宋六苟，正为自己的土地将被政府低价征用而发愁。政府修建了新的广场，要征用他们村的土地，给新广场那边的原住民修建新的住房。又有200亩土地将会消失。宋六苟这个秋天还没有打到一头野猪，“地没了，野猪都不往这里跑了。”

　　人类和野猪生存空间的交错区越来越多——他们都没有选择。里商乡的土地资源中，山林占91%，耕地只占2%。1959年修新安江水库，汹涌而来的178.4亿立方立米江水，形成了美丽的千岛湖，也淹没了村里几百亩土地。如今当地村民人均只有4分地。村民往山腰上不断拓荒，开出一片片茶园和竹林。

　　高山居民也在城市化的影响下集中到平地。2004年淳安县的农村居民点面积比1996年减少372.29公顷。“千里岗的深山上面已经没有人居住。”邓荣清说。他前年冬天到海拔千米的地方打猎，只看到一些断壁残垣。野猪在深山中吃不到粮食，“都下到平地上来了。”

　　野猪自然繁育的数量也在增加。野猪是偏R型物种，繁殖能力强。一头母野猪一年可以生两窝，每窝6至8个。每年4至8月是禁猎期，邓荣清负责将乡里40支猎枪收缴，送到乡政府司法所保管。这段时间是野猪的繁殖期，小野猪可以安全地长到六七斤。一只2斤多的野猪就可以单独生活。

　　根据林业专家历时5年的《浙江野猪资源调查研究》，目前全省有野猪10万头左右，种群密度在0.5只/平方公里以上的有20多个市。千里岗以下的里商乡位于其中。人和野猪都往这块土地上迁徙，战场越来越狭小，战争一触即发。

　　越来越危险的争夺

　　邓荣清从前年开始打二线。他体力大不如从前，进深山，队友要帮他背猎枪，有时还要停下来等他。

　　但他有很多狩猎经验：野猪不会在陡峭的地方睡觉；赶野猪要在野猪逃跑路线的上方约1米远的地方，压着它追。这样可以避开野猪突然调头攻击。在开阔地带，快跑的猪要慢打，野猪跑动时身体起伏很大，等到它接近草丛时，速度会有停顿，这几秒才是开枪的良机。慢走的猪则要快打，因为这是它启动奔跑的前奏……

　　已经是第四个小时了。四周一片静谧，仔细听又充满各种声响：风声，树叶坠落，鸟叫，地鼠刨洞……

　　树林中飘荡出“呜呜”的声音，像是大风刮过山林，又像是一种难以辨识的野兽嗥叫。这是余小林在召唤猎狗。进入深山，人和狗分散在茂盛的林木中，人走山脊，狗钻山窝，互相不见踪影。如果一方发现目标，再以口号或叫声联络。

　　猎人必须借助猎狗。成为一只猎狗前要经过多轮淘汰。首先是体型，“好猎狗的体型就像舞蹈演员一样。”余小林说，他是队里的训狗员。七条猎狗都身材不高，腰细腿长，前胸骨架饱满。

　　第二关是实战考验，不怕枪声，能听懂号令，“呜呜”是集合到主人身边，“驾驾”是向野猪发起攻击。最关键的是，面对身材和力量数倍于自己的野猪，要有股不害怕的傻劲。

　　一只猎狗训练成功，就被禁止与村民和其他土狗接触，被关在一个约十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只有上山才被带出门。每年4至8月禁猎，它们就4个月不出房门。“接触平常的世界多了，它们就不凶了。”邓荣清说。

　　打野猪，危险重重。被追击的野猪总会做困兽之争。发动攻击的前20米，速度和力量比狗强10倍。通常是往猎人两腿间直冲过来，用獠牙歪头一挑，足以分筋错骨。去年跟随邓荣清他们上山的一个猎人，就被野猪挑断大腿筋。余小林斜挎着一个绿色小帆布包，里面装着止血药、消炎的青霉素、头孢、一次性针管，还有镊子、缝合用的弯针，用于给受伤的人或狗施行现场手术。

　　自从这几年开始使用猎狗，猎人受伤的大部分几率就转移给它们。猎狗靠嗅觉锁定猎物并通知主人，但茅草茂盛，人不一定能看见野猪的位置，无法开枪。这段对峙的时间最多不超过10分钟。10分钟内，野猪就会攻击猎狗。去年一只“狗头”就是这样丧命的。

　　最勇敢的猎狗通常最短命。这支猎狗队“狗头”换了好几茬，有的前一天刚当上“狗头”，第二天就被野猪拱死。每条猎狗的肚子上都有挑伤。年纪最大的“来富”，肚子上有条约10多厘米的伤痕，左后脚筋也被野猪咬断，跑起来两步一跳。

　　战争的尾声

　　狗叫起来，凝固的山林突然生动了。猎狗的叫声，总是简短而有节制。连续吠叫表明野猪就在它50米以内的地方。

　　密林中传来第一声枪声，“噗”的一声，短促，沉闷。“打中了。”邓荣清笃定地说。

　　树林中传出一声嗥叫，清晰，痛苦，愤怒。随后是野猪蹄急速刨地的声音，似乎想挣扎着站起来。猎狗们狂叫着扑上去。

　　约摸十秒钟，传出第二声枪响。山林恢复平静。

　　野猪被拖到山凹的平地，是一只160斤的母野猪。它侧倒在那里，尖头，扁身，躯体长大，肋腹厚实，灰黑的身子长毛茂密。舌头伸出半截，蜷缩在嘴旁。

　　余振发站在它身边，右脸沾着血迹，像刚从菜园子摘菜后轻松地嘻笑着。他开了第一枪，打在右后腰上，打断了野猪的脊柱。余小林补上第二枪，打中头部，伤口还汩汩地冒血，淌下来，积在耳朵里，一只猎狗守在那里不停地舔。

　　下山的路很威风。沿路村民都停下手中的活，问：“打到啦？打到就好哦。”或者忧虑地叮嘱：“晚上还有野猪来呢。”

　　猎人们只是赢得今天这一战。可供他们保卫的山地越来越少。

　　真正的猎人也在消失。乡里的猎枪在减少，一些有持枪证的猎人已经放弃打猎，进城打工。邓荣清有两个儿子，他教会他们16岁就打野猪，但现在他们都去城里做电信生意，赚来的钱回乡里修了一栋气派的3层楼房。

　　余小林的两个儿子，一个上了宁波大学，一个刚考上浙江大学。

　　“以后我的家就是书香门第。”一次在酒桌上，余小林涨红脸，自豪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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