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被奥地利警方称作“第二共和国以来最大的偷渡集团”案，发生在2004年的维也纳。历时两年审理后，此案被定性为错案。云南籍女留学生易兰(化名)受此案牵连，蒙冤入狱达4个月之久。昭雪后，易兰伤心回国，而由于精神恍惚身体不适就诊，被云南省精神病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目前，她正在昆明一边接受治疗，一边等待着奥地利方面的国家赔偿通知。然而，没有人知道这样的等待还需要多久……

　　“原以为能够自费到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学习，是提升自己人生的一次好机会，谁知却遭遇横祸。”现年30余岁的易兰说，为了去奥地利读书，她放弃了国内一切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当初的义无反顾却换来了现在的狼狈不堪。

　　“现在我每天需要服药两次才能控制自己的精神和情绪。以前我一直身体正常、健康，但4个多月的奥地利冤狱生活令我完全改变了。”易兰伤心地说。

　　出国留学梦圆维也纳

　　2002年7月4日，满怀梦想和憧憬的易兰从云南飞赴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一直令她向往的地方。

　　“以前在国内我学的专业是英语，这使得我有许多机会和外国来客接触和交流，由此也就结识了‘奥地利通达(TONDA)国际经济贸易与企业管理与咨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赵尚峰和其前妻谭佩斯。他们主要办理中国人赴奥地利留学中介。”易兰说，时间长了，就一直希望能够出国去学习一段时间。机会终于来了，易兰获得了一个奥地利针对第三世界国家招收自费留学生的名额，其最大的好处就是免学费。然后，通过“通达公司”办妥了一切赴奥地利的留学手续，当时赵、谭两人都在打理公司事务，也不断聘用一些学生为公司工作，主要用来帮助新到奥地利留学的中国中学生和大学生。

　　在维也纳经过8个月的学习，易兰顺利地通过了德语培训考试，于2003年4月正式进入维也纳大学商学院学习“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学制为本硕连读。在维也纳期间，易兰一直与赵尚峰和谭佩斯保持来往。云南女孩的淳朴和简单也给二人留下了好印象，于是2003年5月，易兰进入了“通达公司”打工，主要负责接送中国新学生，包括带领他们去办理入学手续、银行开户，以及安排临时住宿等日常事务。

　　后来她考了当地驾照后，赵、谭两人还让她接待一些从中国来的考察团，使她的收入不断提高。“生活开支足够了。”也因为这样的情况，使她在通达公司打工的兴趣和机会都增加了。

　　莫名成逃犯被关4个月

　　2004年6月8日上午，正在外面接送学生的易兰接到一名朋友的匆忙来电：“快躲起来，你们公司出事了，警察来抓人了！”朋友是在当地电视台和电台的即时报道中知道消息的。

　　“当时我真的吓坏了，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易兰说，尽管之前也听说奥地利外事警察部门在调查公司的一些情况，有几名同事已经离开，但看到两名老板没有什么变化，而且自己也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情，也就没有太在意。

　　但预料中的事情突然发生，让她非常担心，特别是害怕警察来抓自己。她的朋友迅速找了一名奥地利律师咨询，当时律师建议易兰主动去找警察，说清楚情况。等到当天晚上，公司被抓的人仍然没有被放出来，易兰更害怕，于是决定先躲到一名中国朋友家里。

　　躲藏期间，易兰又找到一名在维也纳的华人领袖寻求帮助，领袖妻子建议她出来主动去找警察。但是易兰不敢去。“之前我知道一名华人被错误关押了3个月，虽然后来获得了政府的国家赔偿，但是却得了厌食症。后来我又找了第二名奥地利律师，他也建议我先躲着，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出来。”

　　数天后，被抓5人中的3名学生被“取保候审”放了出来，但是赵尚峰和谭佩斯两人仍然被关押着。由此，易兰也渐渐知道了事情的原委，警方是怀疑通达公司在办理中国留学生的过程中使用了假材料，有欺骗和协助中国人偷渡等嫌疑。

　　“躲了一个多月后，我觉得这样总不是办法，凡事总得有个了结。于是我又请了一名律师，由他出面去与法官交涉，当时法官表示最多关14天配合调查，当然最少也必须关14天，于是我决定走出来了，心想只要熬过14天就万事大吉了。”2004年7月28日上午，易兰在律师的陪同下去到了外事警察局，孰料她这一去就被连续关押了4个多月。2004年11月22日，在被关押4个多月后，法官终于来宣布易兰可以办理“取保候审”出狱，但同时扣押了她的护照，并规定其不能离开维也纳，有情况必须向警察报告，并且必须随传随到。

　　历时两年被定性为错案

　　2006年4月，包括奥新社(APA)在内的多家奥地利新闻媒体报道，维也纳刑事法院于当年4月19日正式宣布赵尚峰无罪，从而使通达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得到平反昭雪。《标准报》(Der Standard)报道：“2004年6月，奥警方向媒体宣布，破获了第二共和国以来最大的偷渡集团，通达公司将1400名假学生偷渡到奥地利，警方对这次胜利曾喝酒庆祝，看来警方对赵尚峰偷渡的指控‘犯了巨大的错误’。”

　　2006年7月14日上午，奥地利维也纳州刑事法院就“受通达公司案所受牵连的4名华裔学生”进行审理和宣判：奥地利籍学生赵瑞萠、江宇和中国籍学生邱轶、易兰，4人曾在通达公司从事临时工作或为公司协理到奥地利学习的学生事务，通达公司案发后受牵连，警方以“非法偷渡罪”、“组织犯罪团伙”、“诈骗罪”和“伪造文件罪”4项罪名指控通达公司并将4人拘禁。

　　奥地利《欧洲联合周报》报道，在长达两年的审理过程中，被告方将大量人证和物证展示法庭，在连续两次开庭审理中，这4名学生据理力争，用事实证明其清白之身，“特别是14日上午，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审理中，学生们用事实讲话，最后，法庭裁定4名学生无罪开释”。

　　由此，在奥地利闻名多时，使许多华人心有余悸的通达公司案亦已告一段落。

　　确诊为“精神分裂症”

　　“不知道自己在精神恍惚中等待了多久才得到了那样的结果，尽管已经出了监狱，但所谓度日如年仍然是我那时候每天的感觉。”易兰说，那段时间里自己什么事情也不能做，只是想哪天能够回自己的祖国，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这样想念家乡。

　　易兰说：“由于事先律师已经告诉我可能的结果，我提前就定好了回国的机票，7月14日上午从法庭下来，下午我就从维也纳飞回了北京，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

　　能够有后来的无罪结果，易兰等人等待已久。在奥地利等待法院最后裁定期间，她曾经回到学校重新注册上课，但是没有多久就觉得根本无法集中精力，无奈只好停课休息。由于想回国，她多次去找法官要求拿回护照，但是均被拒绝。

　　“那时候无法上学，无法工作，每天都恍惚而过，特别是经济上也出现困难。我先是投靠朋友和租房，最后都因为精神方面有问题而被别人驱赶和歧视，后两个月实在没有办法，是在一个教会免费提供的房间住的，一名会说中文的好心神父收留了我。”期间易兰去检查过身体，也去看过心理医生，心理医生诊断认为她患了“短期的精神障碍”，“需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多与别人交流往来”。

　　回国后，易兰不愿与人来往，总是恐惧不安，总怀疑被人跟踪，有人要害自己……也曾经尝试找工作，但总因为精神恍惚而无法长期坚持。2006年11月29日，她被家人送到云南省精神病院诊治，被该医院确诊为“精神分裂症”，遂住院治疗一个多月，随后一直长期服药修养。现在，她每个月都需要到医院诊疗、复查，医生告诉她必须坚持服药2-3年，病情才有可能稳定下来。

　　边治疗边等待赔偿

　　易兰说：“由于我不能中断治疗，也就无法亲自回奥地利去办理有关国家赔偿等手续，所以只好委托当地律师了，目前我的事情与赵尚峰和谭佩斯的一起由同样的律师在办理。”

　　2007年10月，易兰再次电话联系了北京中国外交部保护华人处，询问自己的情况，对方表示一直在积极关注此事件的进展，并随时与驻奥地利大使馆保持着联系。

　　“之前奥地利政府已经写信通知我们可以获得国家赔偿，但是赔偿多少、什么时间赔却没有说。我不知道奥地利政府要我等到什么时候、我的病要治疗到什么时候、这中间要花多少钱。”

　　奥地利《欧洲联合周报》总编辑王敢说：“奥地利政府方面表示国家赔偿正在进行中，但是估计程序没有那么快，当事人需要有足够的耐心。”他同时希望今后申请到奥地利留学的人准备材料一定要真实，到达奥地利后要以学业为主，不要打黑工，不要违反当地法律等，否则不知道又会遭遇到什么新的麻烦。

　　由于这次冤狱遭遇，给易兰及其家人带来的不仅仅是身体和精神上的伤害，也使她被迫终止了在奥地利的学业，经济上也蒙受了巨大损失。现在，易兰原来就读的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已经表示，她可以重新申请学业，学校可以考虑重新接受她，这让她非常感慨。“尽管目前各方面仍然很艰难，但是当所有事情结束后，我还将去奥地利完成我的学业。我会努力忘记那些不愉快的经历。”

　　回放·牢狱之灾

　　恍惚中痛苦度日

　　2004年7月28日去到警察局，易兰随即被审讯了一整天，内容是关于通达公司的经营、运作情况，当中有没有什么违法的行为。

　　“但是警察明显不相信我的话，他们轮换了不少人来问我。由于害怕，我骗他们说案发时我不在维也纳，所以不清楚警方抓人的情况。”当天有一名女法官来询问易兰，指出了她前一天说不在维也纳是撒谎，她不得已承认自己说了谎话，并向女法官说明了情况。但女法官没有作出什么表示就离开了，这让易兰非常后悔自己为什么要说假话，因为在奥地利这样的国家，说假话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由于之前有了被关14天的思想准备，易兰还带了德语词典和一本书，准备在里面坚持学习。监狱里一日三餐都有专人送到门前，每间监舍里都装有电铃，有事可以随时呼唤看守警察，同时也装有监视器。

　　“开始我还能坚持，总认为熬过14天就结束了。”易兰说，她每天都在数时间，之前12天一直没有警察来提审。后来每天放风一小时她都不想出去了，但是警察总是粗暴地把她拉下楼。

　　到了第12天上午，精神万分疲惫的易兰突然听到楼下有被关押男女在喊叫，她也突然冲动地拿起餐刀割起手腕来，并且很快割开了口流出了血，“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那样做”。易兰被警察迅速带到监狱医务室包扎伤口。

　　在随后半个多月里，易兰每天都被带去换药、吃药，虽然后来手腕上的伤口好了，但是医生仍然要求她吃药，并且告诉她吃的是镇静药物。事实上从割手腕之后，易兰整个人已经进入了一种精神失控状态，每天都不想吃喝，不停地哭泣，有时候突然大喊大叫，或者站到窗户前抓着铁栏用中国话大叫“放我出去”、“我要回国”。“那时候我的情况非常差，整个人瘦得可怕，真正感觉生不如死，总觉得自己已经崩溃了。”易兰说，时间已经过了原来说的14天，她都在恍惚中度过。

　　吃药吃到精神失控

　　期间曾经有中国大使馆官员来看望过她，安慰和鼓励她要坚强，称“大使馆正在积极与奥方交涉”。监狱警察曾经允许易兰打电话，她打给奥地利的中国朋友要来了一些衣服，但是打回中国给家人她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让家人更加担忧却又无可奈何。另外每天都吃药让她产生了抗拒心理，但是她拒吃、吐掉的的方法都逃不过警察的监督，最后都必须吃下。

　　到了2004年9月，有一天吃药时医生给了易兰一种不同的药，然后她就觉得情绪更加烦躁，控制不住自己的言行，多次趴到窗前大声喊叫，吓得同监舍的人不断干涉她，两三天后就有警察来提审了。

　　“我觉得奇怪，为什么吃了那种药后我的精神更加失控，在回答警察的话时也是胡言乱语，或者根本听不明白警察在问我什么。”易兰说，“那种药我吃过两次，每次都是在警察来提审我前两三天，而在平时吃其他药时我没有那种严重失控的感觉，所以我怀疑那种药有特殊的用途。”

　　监狱警察后来发现她的情况越来越不对劲，只好又把她送到医务室住院治疗，一直继续了10多天。期间易兰被换了几个病房，最多时房间里多达8人，她的情况时好时坏，糟糕的时候就会长时间趴在窗前，一直看着外面来往的汽车，“但是没有人干涉我”。

　　10月底，易兰的身体情况有所好转，监狱方面安排她去工作，内容是用电动缝纫机缝监狱内部床单、围腰布，洗涤警察衣服，制作围巾以及各种工艺品。”

　　监狱的工作间在地下室里，没有工作量规定，有规定的工资收入，而且有一些简单的娱乐活动，到此时易兰才注意到自己所处的监狱没有高墙电网，环境非常干净，而且每个月的花销都有账单。从案发起，易兰本人及朋友先后找过5名律师，期间有律师请求保释，但是法官一直不同意，期间还组织过4次听证，不断重复调查同样的案情。

　　背景·通达公司是非

　　当地警方：“只查出一些小毛病”

　　通达公司案两名主要嫌疑人赵尚峰和谭佩斯都被关押长达14个月，一直到2005年8月5日法院开庭审理后，才宣布允许他们两人假释，但两人所持护照被法院扣压。

　　2006年初，赵尚峰和谭佩斯被法院判处1个月有期徒刑，缓期3年执行。奥地利《皇冠报》(Kronen itung)认为：“之前已经将人关押了14个月，这样的判决在法律上已经没有了意义。”

　　易兰说：“我以前在国内就见过赵尚峰和谭佩斯两次，感觉他们有些背景，能力也很强。后来更发现他们的通达公司在办理留学生手续非常顺利，而且他们的签证经常不是在驻中国的奥地利大使馆或领事馆办的，而是从奥地利国内外交部签妥寄回中国的，可见奥地利政府很支持这家公司的工作。”

　　奥地利当地的媒体也多次介绍过通达公司的情况，赞扬其为奥中两国的教育、文化和经济往来作出了许多贡献，“其被关押期间，奥中两国的许多政经界人士都出面帮他们说话”。

　　易兰说：“出事后我才知道，原来奥地利警方对通达公司及相关人员的监控已经长达两年多时间，包括调查公司人员背景，监控了5000多个通话记录等等。”她表示，奥地利警方注意到通达公司，除了缘于接到另外一家公司的举报，更因为那段时期在奥地利的中国人“惹出了不少事情”，其中包括非法居留、打黑工甚至加入黑社会组织等。

　　奥地利当地媒体当时也报道：“许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尽管申请理由是学习音乐，但实际上他们连莫扎特是谁都不知道。”奥地利警方怀疑中国留学生中的很多人都涉嫌使用了假材料。

　　在警方的秘密调查过程中，通达公司的少数打工人员听到了一些消息，于是纷纷辞职走人，有些人甚至回了中国。于是在2004年6月8日上午外事警察局紧急出动了80余人，分头抓捕“通达公司”的6名人员，唯独易兰“漏网”。6月9日，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官员就此事约见了奥地利相关部门官员进行交涉，奥警方也对案件情况进行了通报。

　　与此同时，奥地利警方冻结了通达公司的所有银行账户，同时许多学生也因为这件事情受到牵连，或者签证被扣、被暂停，被迫逾期居留或银行账户也被冻结。按照奥地利媒体的报道，警方在随后一年多时间里，把所有中国留学生的资料全部检查了一遍，但是并没有得到结果，“只查出了一些小毛病”。(尹鸿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