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移民的苦恼

　　373户牧民从海拔4000多米的高寒草原搬到海拔2700多米的现代城市，千百年传袭下来的生活习惯突然改变

　　格尔木市郊，青藏公路两旁，一排排整齐的藏式平房列队站开，来自黄河源曲麻莱县和长江源唐古拉山乡的373户生态移民居住在这里，这是三江源保护工程的浓重一笔。整个移民项目计划投资6.31亿元，保护区1／4的人口(约17.5万人)将迁出，牲畜减少1／3。从海拔4000多米的高寒草原搬到海拔2700多米的现代城市，牧民们千百年传袭下来的生活习惯突然改变。

　　移民村里常能见到藏民们将沉重的液化气罐往家里搬，一罐70多元是笔不小的开销，冬天则要以每吨360元的价钱买煤取暖，而在草原上他们使用的是免费的燃料——牛粪。

　　“这里吃肉、吃奶、吃酥油都要花钱，原来都是自家产的。”尕才仁去年8月份搬到这里，他觉得国家给的每户每月500元补助远远不够，“一家一口人是500元，十几口也是500元。这点钱仅够我们买蔬菜和粮食。”

　　移民村管委会主任南夏也为村民的生计发愁，积极想办法让他们出去打工。“但是我们的人劳动技能太差，到工地上，原本一个人的活三个人都顶不上。而且很多人汉话说不好，交流成问题，女人则多数连听都听不懂。”如今管委会想了一个办法，在办公楼下开了一个小工厂，搞起“特色产业”。他们请老师培训村民雕刻嘛呢石，然后作为旅游商品卖给游客，据说将在青藏铁路的火车上销售。

　　过惯牧区生活来到城市，要学习的事情很多，包括卫生习惯。虽然家里有厕所，但是一些村民依然到屋外方便。唐古拉山乡的一些移民无法适应城市生活，最终又跑回了牧场替亲戚打工。

　　尕才仁是曲麻河乡多秀村小学的民办教师，搬进新房不到一年，家里墙壁就出现了裂缝。他说，移民村的基础设施不完善，特别是自来水，一天只能接两次。“国家的政策好是好，但执行政策的人不是很好。只要生活没有压力，城市里还是不错的。”尕老师最看重的是教育，家中3个孩子都在移民村的小学念书。他说很多人都是为了孩子读书才搬下来。妻子旦珍措却怀恋草原上的日子，尤其是夏天，青草长出来了，花儿开了，而现在奶子吃不上，移民村周围都是荒漠。

　　争论和忧虑

　　对三江源的生态状况存在着不同声音。有环保者对藏民生活的改变感到忧虑：青藏铁路开通后，“便利的交通带来大量廉价商品和垃圾，有现代消费方式却没有现代的管理方式，每个人都成了污染源”

　　一条从曲麻莱到不冻泉的三级公路正在修建中，它的通车可能会改变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命运，因为其穿越的是保护区的核心区域。

　　站在离不冻泉不远的大桥上，流过桥下的楚玛尔河使人震撼，由于流经之地广布红色砂岩，晴空碧霄之下，河水像鲜血一般在苍茫大地上铺开，天边是雪白的昆仑山。靠近河岸的河床大面积裸露、干裂，如同血迹，十分扎眼。牧民说水量一年不如一年。

　　楚玛尔河发源于可可西里，是长江的北源，它与正源沱沱河及南源当曲一起最终都汇入通天河。目前关于长江源头生态环境的研究存在多项空白，而楚玛尔河与当曲的资料更是少得可怜。在2006年的科考中，杨勇看到的楚玛尔河源区是一片沙漠戈壁，一个个浅水湖被沙地包围，在阳光下闪烁，湖的四周凝结起盐壳。受黄沙侵袭的还有沱沱河，甚至连水量最大的当曲，河口也出现了沙漠条带。

　　杨勇的所见并没有受到广泛认同，目前对三江源的生态状况存在着另一种声音。最近有媒体称，三江源地区的草原鼠害已得到初步遏制，天然草场的压力减轻，草地植被覆盖度增加，已经呈现恢复态势。更可喜的报道称，“千湖之县”的玛多，前些年4000多个湖泊有半数以上干涸，但近两年至少有两成以上干涸的湖泊又恢复了旧貌。而这些全都得益于自2003年以来实施的保护措施。

　　关于三江源草场生态恶化的成因，气候变化加人为破坏共同使然这一观点被普遍接受，但就自然是主因还是人为是主因却存在着分歧，其中过度放牧现象在多大范围及多大程度上影响生态环境更是没有统一的说法。

　　“牧民们将草原还给大自然，当他们一年后回去一看，竟然认不出自己的草场了，生态恢复得很快。”曲麻莱的一名干部这样描述生态移民的成效，但并不是每个移民都有这样的经历。“鼠害依然严重，草场变化不大。”尕才仁老师说。

　　“青藏高原气候的局部性很大，光是一个(放牧)过载说明不了问题。”在沱沱河水文站工作了15年的余丁楷认为，当务之急是国家投资要集中在科研上，“先把原因搞清楚，再制定政策，不然保护就是盲目的。”

　　对于现行的一些生态政策能取得的效果，杨欣表示还要观望，但他对藏民生活的改变感到忧虑。20年前，青海玉树街头景象令他难忘，康巴汉子骑着高头大马，女人拿着木桶卖酸奶，而今，高头大马变成了放着音乐的摩托车，盛着酸奶的木桶也消失了踪影。“原来靠草原，现在还是靠草原。以前的生活用品100头羊就能换取，可现在有了更多的消费，100头羊已经不够了。”

　　青藏铁路开通后，源源不断运进藏区的不仅是成千上万大都市的游客，还有大都市的流行文化和消费主义，传统正在淡化，“便利的交通带来大量廉价商品和垃圾，有现代消费方式却没有现代的管理方式，每个人都成了污染源。”除了过度放牧，杨欣还对高原的垃圾担心，因为广大藏区缺乏处理垃圾的意识和技术。

　　在杨勇看来，藏民世代生活于草原上，形成了一种朴素的文化，他们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应该在传统的基础上，寻找一种融入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顺应自然，“而这一切都应该基于科学的认识”。

　　采金者的破坏

　　青海省社科院的报告称，在政策开禁后采挖虫草、贝母、红景天，特别是大规模的掘金是草原退化的主要人类原因。目前采挖并未完全停止

　　青海省社科院受政府委托在2006年出台了一个报告，认为人类活动是草场生态退化的主因，对人为破坏的分析，杨勇的看法与该报告一致。“不能把所有账都算在现在的牧民头上。”他说，“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对生态的破坏，如今后患依在。”

　　据《曲麻莱县畜牧志》记载：1974年全县牲畜存栏突破百万大关，跨进全省“牲畜百万县”行列。1985年是全县畜牧业实行承包责任制的第一年，但就在该年青海遭遇特大雪灾，牲畜损失大半。1995年的大雪灾又让全省畜牧业遭遇重创，此后至今全县牲畜数量就再也没恢复到1985年之前的水平，现在全县牲畜49万多头只。而在牧民们的印象中，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是生态退化最为迅速的时期。

　　青海省社科院的报告提到，2004年三江源的牲畜数量实际上与1957年相当，且大牲畜所占比重和出栏牛羊的体重均大幅度下降，这说明单位牲畜占有草场面积增大，但消耗的草量却在减少。那么过度放牧是否减轻了或不存在呢？报告给出否定的答案。因为，草场的产草量同时也在大幅下降。

　　这一点曲麻莱的仁青书记深有感触，“过去够牛羊吃一个月的草，如今一个礼拜就没有了，牧民被迫一个礼拜搬一次家，只好把贵重物品埋在地下，做个标记，过后再取。”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未解决，既然过度放牧主要集中于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为何在80年代到本世纪初牲畜大幅减少的情况下，生态退化依旧加剧？报告称，在政策开禁后采挖虫草、贝母、红景天，特别是大规模的掘金是草原退化的主要人类原因。

　　上世纪末的黄河源区，采金者的帐篷连绵成营，贪婪的锄头四处挖掘，有钱的开着拖拉机运金沙，没钱的就用簸箕抬，草原变成了工地，满目疮痍。“计划经济年代，政府鼓励青海东部农民来这里采金。”仁青书记说。

　　据统计，仅1985-1987年涌进“黄河源头第一县”的采金者就有6万多人。这些外来金农吃饭睡觉都在野外，砍伐树木做饭取暖，他们不仅破坏了草场，而且破坏了林场。如今，在县城通往麻多乡的道路旁，还可以看到当年采金给大地留下的硬伤。2000年以来，青海各级政府加大了执法力度，大范围的采金基本消失。

　　“采挖并未完全停止，而且过去用的只是锄头，现在用的却是大型机械。”麻多乡乡长图才说，“在大场那边，‘中加公司’挖了好几年，说是勘探，不知道挖什么，只是将石头一袋袋往格尔木运，一座山挖四五十个洞，最深的300多米，有的牲畜掉进洞里死掉了。”

　　中国珠宝网上的一条报道称，1996年-2002年，青海地质调查院在曲麻莱县大场展开金资源勘查，发现金矿体28条，测算资源量80余吨。为解决资金不足问题，自2004年开始，该院与加拿大英特-赛特公司合作在大场金矿外围找矿，发现三条矿带，圈定金矿体11条，初步估算金资源量18吨。

　　牧民们说，采挖者不只“中加公司”，还有人开着悍马进入源区。“最近，他们甚至将目光瞄准了神山。”图才的眼睛中露出惊恐，“灭鼠灭鼠，最该灭的是这些人，老鼠一年啃的不如他们一天挖的多。”

　　科研滞后，真相懵然

　　“三江源正经历沧桑巨变，然而很多问题我们却懵然不知。”气候变化是不是生态退化的主因？中国气象局气候研究开放实验室的一项研究与青海省社科院的报告不同

　　曲麻莱居民的印象中，县城周围有小溪在大规模采金之后溪流消失了，此后黄河源头没水喝成为了一个荒诞的事实。人们开始打井且越打越深，有井的人家每天都将水箱灌满用拖拉机拉着沿街销售，至今依然如此。每桶水5毛钱，约28市斤，而在广州，一吨自来水的价格是1.32元。最近，国家拨款250万元解决县城的吃水问题。仁青书记说，工程开工后，一些枯竭的水井又突然有水了，同时一些有水的水井又没水了。“原来80%的山谷都有水，现在80%的山谷都没水。”干旱仍是禁采后曲麻莱面临的难题。

　　青海省社科院的报告排除气候变化不是生态退化的主因，其主要根据是：自1960年以来三江源地区气温明显上升，降水量虽下降但幅度不大，气温与降水量的协调程度无明显恶化，所以气候干暖化趋势尚不十分明晰，气候变化对植物覆盖度的影响“应该不大”。

　　报告没有提到另一个重要指针——蒸发量。曲麻莱气象局的资料显示，去年的蒸发量相比30年前(1971-2000)的平均水平增加了一倍左右。而对于降水量，青海省气象台针对三江源地区1956-2006年的降水分析表明，近50年来，该地区的年降水呈减少趋势，从1990年代开始，又进入一个降水偏少期，约以每10年0.7%的速度减少。这一研究还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变化，近50年来的年降水强度在增强，但降水的日数在减少，4-9月的无降水日数趋于增长，河流和植物生长受到影响。曲麻莱过去没有听说过泥石流和山体滑坡，而现在时有发生。

　　中国气象局气候研究开放实验室的一项研究与青海省社科院的报告不同，专家通过对三江源区1982-2000年植被指数的监测与分析发现，该地区植被指数对降水的变化并不是很敏感，80年代中期以后的快速增暖使当地原生态植被不能适应越来越暖干化的气候条件，是造成近年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

　　沱沱河水文站的余丁楷对目前的一些现象感到迷惑。“冰川退缩了，可近年沱沱河水量并没减少啊！”对于今年河水少，他解释，主要是因为冬天没怎么下雪，所以这个夏天即使降水很好，河流水量却不会增多。“但现在不减少，不意味着以后不减少。现在不加大科研力度，将来如何面对？”

　　余丁楷每年都看到一队队人上源头科考，“大家一窝蜂地上来，却没有明确的分工”。在他看来，这更像“游山玩水”。一位冰川专家今年6月份刚到过长江源考察生态，被问起考察有什么成果时竟然说：“我是陪记者上去的。”

　　“三江源正经历沧桑巨变，然而很多问题我们却懵然不知。”这一点令杨勇非常焦急。“目前缺乏系统的、多学科的研究，科研没有走到前线提供足够的成果来支撑决策。”杨勇最害怕的是“错过了时机”。

　　余丁楷的看法与杨勇不谋而合，“基础性研究是迫在眉睫，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人提出普查，但现在都没有落实，目前的监测布点不合理且手段落后。”余丁楷说，他们的关于长江源头的一些资料还是由民间人士杨欣提供的。

　　杨欣则苦笑着说：“专家们的设备比我们还落后。”

　　中下游“该做点什么”

　　青海省社科院研究人员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出，“十一五”期间，三江源区生态建设的年均资金缺口将达22.6亿元-33.4亿元。下游省份应对源区进行生态补偿

　　“为保护三江源，我们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仁青才仁的话语中带着不平。相比黄河尾的山东东营48亿元的地方财政收入，曲麻莱县财政收入仅180万元。“连一条藏獒的价格都没有。”东部地区近年的发展速度让这位西部腹地县委书记感慨。“为保护三江源，我们坚决避免有污染的工业项目上马，守着金矿不挖，守着虫草不挖，很多想挖的企业来联系都被拒之门外。”和全国很多地区一样，发展与保护是摆在曲麻莱县委县政府面前的一道考题。作为三江源保护的受益者，仁青书记认为，长江黄河中下游的省份“应该做点什么”。

　　2005年，国家投资75亿元开始实施被称为“中国生态保护和建设的一号工程”《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青海省社科院研究人员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称，经测算，“十一五”期间，三江源区生态建设的年均资金缺口将达22.6亿元-33.4亿元，而目前有很多项目因资金不够影响效果。文章提出，中央需要加大对三江源地区的专项补偿额，同时应仿效国外的做法，下游省份应对源区进行生态补偿。

　　住在黄河源头附近，宏伟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殊，生态一天天恶化，问及将来的打算时，他回答：“只希望国家赶走那些挖金子的人，帮助我们消灭老鼠。”说完脸上露出憨厚的笑容。而此时，离宏伟家不远的黄河源石碑顶部，雄鹰将巢筑在了上面，寒风中，一只雏鹰蜷缩在巢里瑟瑟发抖，下面的碑铭刻着：“美哉黄河，水德何长！继往开来，国运恒昌。”　 （作者 卢斌 王昕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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