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旱、鼠患频袭，长江黄河源头地区环境正迅速恶化，生态建设的年均资金缺口将达22.6亿元-33.4亿元。科研环保滞后，生态退化真相仍不明了。　　

　　7月，雨季，沱沱河干枯的河床上一条黄毛狗在奔跑，不见宽广河面，不见奔腾的河水，大地被烈日灼烤，裸露的河滩将水流分成几股向东远去。全长1389.6米的长江源特大桥横跨河上，桥北是江泽民题词的“长江源环保纪念碑”，桥南一块警示牌字迹清晰，上面写着：“水深危险，严禁下河。”

　　“沱沱河快没水了。”在沱沱河镇开餐馆20年，马老板从来没见过河水这么少。去年暖冬，几乎无雪，到了今年盛夏，虽然雨水比往年多，但是一落下来就渗入地下，形不成地面水流。“往年水最大的时候，河水可以漫过公路桥啊！”马老板面带忧郁，他担心长江正源沱沱河像不远处的雅玛尔河一样——断流。

　　干旱正在高原上蔓延，马老板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从可可西里到各拉丹东，从当曲沼泽到巴颜喀拉山，河流一条接一条地干涸，湖泊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冰川退缩，雪线上升，草原变成了荒漠，鼠类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地，连片的沙漠吞噬着大地。最新统计表明，近十年来，青海的湿地水域总面积比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下降了21.4%，达68.34万公顷。素有“中华水塔”之称的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正迅速恶化，长江黄河之源面临一场深刻的危机。　　　

　　“中华水塔”三江源　　

　　三江源地区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4200米(一说为4800米)。是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河流的发源地，长江水量的25%、黄河水量的49%、澜沧江水量的15%都来自这一地区，被誉为“中华水塔”。这里是中国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天然湿地和生物多样性分布区之一，是我国最主要的水源地和全国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近年来，这里的生态环境已十分脆弱。　　

　　草场退化　鼠类猖獗

　　水草丰美的景象已成为记忆。鼠类像癌细胞一般在草原上扩散，越演越烈。鼠虫害困扰着青海全省

　　屋外，寒风凛冽，鼠兔在啃噬草根；屋内，火炉里燃烧的牛粪噼噼啪啪作响，火光映红了宏伟的脸庞。“我们不养羊了。”宏伟说，“羊啃草啃得厉害。草场一年不如一年，过去草高过膝盖，如今不到一指高，周围原有的十几户都搬走了。”在约古宗列放牧20多年，一家人的生活全部依靠草原，小女儿就在10多公里外的“黄河源头第一小学”念书，宏伟不愿搬走，但他又无法漠视一天天变小的河水，时常为将来的生计发愁。

　　宏伟的家到源头骑摩托仅半小时车程，这里地属青海曲麻莱县麻多乡(麻多在藏语中是“黄河上游”之意)，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气候恶劣，人烟稀少，2001年被规划为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约古宗列湿地保护区”。

　　夏季，前往源头的路并不平坦，车子在泥地中艰难行进，紧随一场大雨的是一场冰雹，再往高处走，蚕豆大的雹子又变成片片雪花，而此时，东部平原地区的居民们正在30多度的高温中大汗淋漓。从前在这里骑马草可以打到马镫，如今水草丰美的景象已成为记忆，大面积的草场退化成裸地，当地人称“黑土滩”。成群结队的藏野驴和野牦牛再难见到，取而代之的是窜来窜去的鼠兔。

　　鼠类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像癌细胞一般在草原上扩散，越演越烈，人鼠之间的战争一直持续到今天。

　　黄河源石碑周围鼠洞遍布，一条溪流宛如白色哈达从洞穴间穿过流下山去，很难相信从这里流淌出的是五千年的文明。

　　牧民们对这些破坏者恨之入骨，因为它们不仅啃食草根，而且掘洞翻土造穴，优质的草场很快寸草不生。据2004年的统计，整个曲麻莱县的鼠虫害面积达到1332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18%，平均每亩土地的有效洞口达29.4个。鼠虫害困扰着青海全省，近15年来平均每年发生面积为545万公顷，其中成灾面积达350万公顷。约古宗列盆地是鼠害的重灾区。

　　图桑，魁梧的东巴汉子，据说是麻多乡最好的司机，每年要开车载人到源头十多次，他对鼠兔顽强的生命力印象深刻，“灭了又生，生了又灭，灭鼠的规模赶不上它们繁殖的速度”。

　　至今，曲麻莱县在灭鼠这一项目上已经花费了1138万元，但效果并不显著。天空中的鹰，原野上的狼以及草中的蛇都是鼠的天敌，在大面积使用化学灭鼠药剂之后，它们的数量大为减少。长江源头的唐古拉山乡，人们现在已经看不到站在电线杆上的老鹰，当地人意识到鼠药的副作用，已经开始转向采用生物灭鼠——在草场上设置鹰架，但这种方法的成效还有待观察。

　　“老鼠们已经上山了！”曲麻莱县委书记仁青才仁在一次会议上对干部们说。过去，鼠类仅在平地上活动，而今，平地上的草已被吃光了，气候变暖，山上没有从前寒冷，它们于是往高处侵袭。

　　仁青书记一直想寻找更科学更有效的办法灭鼠，他认为目前的做法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比如旱獭的皮毛就很值钱，可以利用这一点调动牧民的积极性，他甚至提出捕活鼠运往广东，因为那里的人爱吃野生动物。

　　县畜牧林业局局长才仁宫保对灭鼠有自己的认识：“治理黑土滩，灭虫灭鼠，不如人工降雨，关键还是缺水。”沼泽草场原来是没有鼠类的，现在干旱后，也时常发生鼠害。在才仁宫保的记忆中，1996年是雨水最多的一年，那年的鼠害也最小。他分析，“雨水将老鼠淹死了，鼠类繁殖受到抑制”，相反，“越干旱，老鼠越猖獗，土壤盐碱化越严重”。“气候变暖才是草场退化的主要原因。”他说。

　　尽管目前对三江源地区生态退化的主因还存在争议，但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天气越来越热。

　　“中华水塔”在荒漠化？

　　气候变暖使高原冰川消融加快，“这是很危险的信号。”一个个民间组织的志愿者们连续3年冒着生命危险，在长江源头冰川打桩做标记，测量冰川退缩的准确数据

　　今年，美国前任副总统戈尔导演的一部关于全球变暖的影片夺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该片名为《难以忽视的真相》。但当气候变暖从预言变为现实、科学家们把目光投向南极、北极时，他们却忽视了“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的真相。

　　近年来，曲麻莱县居民明显感到气候发生了变化，每个月的气温都要比1971-2000年的平均值偏高1℃左右。温度偏高，地面不会长时间积雪，过去在三四月份常常遭遇的雪灾，如今很少出现。曲麻莱曾以风大出名，民间流传“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现在仅在春季吹上十多天。

　　据曲麻莱气象局的监测，2006年7月23日，该县出现了一个极端气候事件，当日气温高达24.9℃。尕才局长在这个冷季长达9个月，年均气温仅-2.4℃的县上工作了21年，从未见过这样的高温。接下来的25天，天空中没有落下一滴雨水，牧草在仲夏提前荒芜。

　　40多年来，三江源地区年平均气温总体上呈显著的上升趋势，累计上升了1.2℃，其中黄河源区升幅最大，上升的速率可达每10年0.42℃。长江源沱沱河镇居民对气候变暖也感觉明显，根据沱沱河气象站的资料，2001年7月，当地的平均气温为9.1℃，而到2006年7月，平均气温则升高到10.3℃。天气热了起来，人们惊奇地发现，镇上的姑娘竟然穿起了裙子，此前这一直被认为是夏季平原才有的风景。

　　青藏高原是这个星球最敏感的一块皮肤，中国8成以上的冰川盘踞于此，随着气温的逐年升高它们正在快速消失。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蒲健辰等专家在2004年的一项报告中指出，近百年来，青藏高原的冰川虽然出现过两次退缩减缓甚至小前进阶段，但总过程仍呈明显退缩趋势，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快速增温，使高原冰川末端在近几十年快速退缩。

　　大胡子杨欣与他创办的民间环保NGO绿色江河，曾在青藏公路旁建立了赫赫有名的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目前他们正展开一项官方科研机构未曾想过的工作，在长江源头冰川打桩做标记，测量冰川退缩的准确数据。就这样，一个个民间组织的志愿者们冒着生命危险，连续3年到母亲河第一滴河水流出的地方立标，想借此呼吁更多的人关注江源地区的生态。

　　“以我们的实力，只能做5年。”杨欣表示，最后他们将会有一个详细的报告。

　　杨欣对长江的关注起源于20年前。1986年6月，全世界球迷正为墨西哥世界杯狂欢，一群中国青年却在这个时候来到了沱沱河，令他们热血沸腾的不是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而是完成人类历史上的壮举——漂流总落差5400多米的长江。这一年，共有3支探险队到达了长江入海口，10名队员献出了生命。

　　小资情调弥漫的今天，长漂似乎已成为一个过时的符号，与那个理想主义盛行的时代一同走远。但当年的科考探险为今后的生态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更重要的是这一激进行动引发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使革命年代一贯坚持的征服自然的理念受到质疑。当年的长漂队员，有多人之后都从大自然的挑战者变为她的守护人，杨欣就是其中之一。

　　与昔日的队友杨欣不同，地质学者杨勇没有任何组织，他是一名体制外的专业环保人士，但又挂着一个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的头衔。和杨欣一样感触甚深的是，杨勇20年后再回到长江源头冰川时，被正在发生的一切震惊。

　　杨欣到冰川打桩，每年都会路过距源头两公里处的沱沱河，第一年从冰面上过去，第二年车把冰压塌，第三年彻底没冰了；而杨勇2006年夏季到达姜古迪如冰川时发现，与20年前的照片对比，冰川退缩了二三百米，而冰舌前端的冰塔林几乎完全消失。

　　“冰川消融加快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杨勇认为，不仅长江正源沱沱河，而且南源当曲也主要靠唐古拉山的冰川融水滋养。他预测：照此下去，江源水系的分布格局可能会改变，甚至令源区河流失去补给，导致“中华水塔”走向荒漠，最终形成与可可西里荒漠区、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罗布泊戈壁相连的干旱区和沙漠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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