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寿进入漂满蓝藻的水中，就像进入绿色的油漆，虽然早已习惯了腥臭的气味，但他还是不停地挥动双手，尽量荡清身周的湖水，随后慢慢俯下身子，腿一蹬，拘谨地游了起来。

　　这个60岁的昆明海口镇农民，可能是目前唯一坚持在滇池里游泳的人，每早十分钟与劣V类水的接触对他来说至关重要，他认为这有利于降低血压血脂。“没办法，再脏也要锻炼下去。”张寿笑着说。

　　滇池污染的现状，对张寿以及其他湖边村民的影响，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严重。过去的二十多年，湖水虽然越来越脏，但农村生活也越来越富裕。打工比打渔挣钱，卖地比种地钱来得快，污染甚至带来了额外的收入。每逢太阳很大的时节，渔民们一大早就出动，划着船为有关部门驱赶蓝藻，这样干一天可以得到70元工钱。

　　在上游那个天天是春天的都市里，污染更是在长年累月的媒体报道中成为常态，上年纪的人兴许偶尔会怀恋滇池水煮饭的香味，但年轻人更关心汽车与流行音乐，因为他们对滇池的记忆是干燥的，在他们很小的时候，滇池就已被严重污染不能游泳。

　　诗人于坚说：“世界竟然如此荒诞，我们活着，滇池死去！”

　　无力的滇池，膨胀的城市

　　胡星主持工作期间，一个“构筑东方日内瓦建设现代新昆明”的战略决策被提出，然而这个未来“东方日内瓦湖”的草海、外海水质目前依然是劣V类。

　　让张正祥最兴奋的事莫过于接受媒体采访，他穿戴整洁，夹着皮制公文包，不像一个农民，更像一个干部。张正祥每天的必修课有点类似张寿，但他耗费体力的方式不是下湖锻炼，而是绕湖巡查。一大早就离开堆满环保资料的破旧小屋，饿了吃馒头，渴了喝浇花水。

　　在西山区乃至昆明市，张正祥的名气都不算小。几年前，他为保护滇池与官员和老板们“殊死搏斗”关停采石、采矿场的事迹就被广泛报道，先当选“中国十大民间环保杰出人物”，后又获“昆明好人代表”殊荣。

　　如今，58岁的张正祥依然偏执、倔强，一如既往地“誓死保卫滇池”，一如既往地孤独穷困、债务缠身且遭人嫉恨。这个小学都没上过的富善村村民，谈起滇池便沉浸在一种悲愤中，他认为滇池被污染的同时权利也被污染了。“以污治污，越治越污。”他说话时嗓门很大。

　　倾家荡产四处告状，采石场终于封停，但随后而来房地产开发和高速公路建设却让张正祥感到无力，正像滇池，面对着它北面不断膨胀的人口和欲望。

　　上世纪90年代至今，滇池周边的房地产开发方兴未艾，连排的别墅建在昔日围湖造田新生的土地上，成为社会富足的象征。

　　2002年，大连万达集团进入昆明，斥资35亿元在滇池旅游度假区圈地4000亩，投资30亿元人民币，并引进5000万美元的外资，开始了它在滇池旁的造城计划。经过几年的开发运作，往昔的田园变成了今天的高级住宅区，有别墅洋房，有高尔夫球场。

　　让张正祥和村民不能理解的是，他们在这边退出耕地让科研院所种上昂贵的植物，建设据说能净化入湖污水的生态湿地，而那边却紧紧临湖大搞房地产开发。“治滇池不治水，挖田搞湿地，这有什么科学性？”这就是白草村的老农李顺德的认识。

　　2004年，滇池西畔修建高海公路，挖山采石取土数量巨大，至今仍有大量土石被倾倒在路边未得到处理。

　　高海公路是云南省近年的宏伟蓝图——“现代新昆明”建设中的重要一环，盘踞风景名胜区西山脚下，沿线是滇池湖滨生态带，全长31.35公里，投资26.77亿元。2001年9月高海公路建设指挥部正式组建，时任昆明市副市长的胡星任指挥长。

　　胡当时分管城建、规划，同时还担任滇池保护委员会的副主任，就在胡主持工作期间，昆明城区的老建筑不断消失，就如滇池中濒危的物种。一个“构筑东方日内瓦，建设现代新昆明”的战略决策被提出，然而直到今年1月，胡星在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任上被公安部通缉时，这个未来的“东方日内瓦湖”的草海、外海水质依然是劣V类，主要监测指标中总氮、总磷超过V类水标准。

　　张正祥认为，修建高海公路是事关滇池治理的大事，此前不经严格勘测、设计不能施工，而有人“假冒修建公路之名，在滇池面山毁林取土”，为的是“乘修建高海一级公路的车，大搞土地违法交易和房地产开发”。

　　张正祥最为关心的是白草村的那片山林，因为他在那里的溪水与泉潭中发现了已在滇池里绝迹的国家重点保护动物——金线鱼。他通过媒体大肆宣扬自己的发现，希望建立一个金线鱼的保护区，令他没想到的是，引来的是炸鱼和垂钓者，而修高速路时，那里的一座山几被夷为平地。

　　有关部门的一些人曾来看过，他们在这位民间环保卫士的带领下，穿过绿油油的丛林和玉米地到达潭边。但张正祥很失望，他们谈得更多的不是金线鱼保护区，而是退休后来此建房以享清福，有人甚至说找到了死后的托身之所。

　　末端治理

　　政府每年300万元专项经费除蓝藻；而投资过亿的底泥疏浚效果从一开始就受到环保人士的质疑：“相当于把所有东西投入滇池了，再来挖它”

　　今年5月底，太湖蓝藻暴发，一场水危机席卷无锡，震惊全国。6月26日，新华社刊发《滇池蓝藻再次暴发不会威胁饮用水安全》的报道，将淡出公众视野已久的滇池又推到台前。

　　很快，昆明滇池管理局召开新闻通报会，局长马文森纠正新华社的说法，称以当时滇池蓝藻的范围和强度而言，尚不能称之为“暴发”，只是“大量富集”。

　　“暴发”与“富集”到底有何不同？双方并没对这一用词继续争辩。只是这件事令云南省环保官员们连声叫屈，只觉得受到了太湖的牵连。

　　尽管如此，在7月份公布的全省17个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成绩中，昆明位居榜首。

　　那次新闻通报会上，马文森还介绍，从2001年起，昆明市政府每年均安排300万元专项经费，打捞蓝藻，包括机械清除物理措施、微生物菌抑制等生物措施及投加混凝剂絮凝沉淀等化学措施。“尽最大努力让蓝藻再少一点，让气味再淡一点，让游客和市民心情少一点沉重，多一点兴致。”马局长说。

　　杨师傅是海埂公园附近的渔民，他和妻子每天顶着烈日赶蓝藻。“这东西长得快，雨水一打沉下去，太阳一晒马上又浮起来。”除了能挣到工钱，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工作有多大效果。“有一次专家来撒药，蓝藻几天后又长了起来，鱼倒是毒死了不少。”

　　“水葫芦疯长成灾了，我们就急急忙忙地打捞水葫芦，蓝藻暴发了，我们就投巨资进行科技攻关，治理蓝藻，这都是末端治理、单项治理的一些表现。”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杰说。他曾主持过一项关于社会经济生态系统运行机制对滇池污染影响的研究。

　　李杰认为，过去打捞水葫芦的做法是错误的，只因为这种植物不好看，老百姓意见大，水葫芦可以喂猪，还可以做肥料，而蓝藻的暴发是在水葫芦被打捞后出现的。“我们要尊重自然，利用湖泊的这种自救方式。”

　　滇管局的资料显示，“十五”期间，共打捞滇池水葫芦82万吨，清除了重点水域的富蓝藻水1295万立方米，基本做到滇池水面无成片水葫芦漂浮，重点水域景观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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