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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处于不确定状态，内心也充满不安。在这种不确定的情绪主导下，维持着一个脆弱的生态

　　记者/陈晓(文)

　　重庆正在进行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一次城市化尝试，将有400万农村人口需要在接下来13年的时间内“进城”——进入重庆“一小时经济圈”。“进城”的通俗解释是“希望他们不要再单纯靠土地生活，从工业中找饭吃。”重庆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钟瑶奇说。她是重庆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人口迁移课题组组长。

　　在渝东北，230万待转移的农村人口分布在长江沿岸19个区县的崇山中。云阳县是其中之一。站在云阳县的长江第一梯青龙梯上遥望对岸，对政府要转移的劳动力对象会有一个更形象的认识——他们散布在江对岸层峦叠嶂的山间，沿江而居的，大部分已经依靠在外打工的收入建起了两层楼房；几乎每栋楼房后面，都有一两个家庭成员已经进入城市;住在山腰的，人均占有耕地不到半亩，到2009年，江水涨到175米水位后，甚至人均不到1分地；住在更高的山顶的，通常在坡度25～30度的土地上耕种，没有自来水，没有固定电话，也没有灌溉的引水渠，因为往山上铺设这些管线，是政府无法承担的成本。

　　钟瑶奇说，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处于不确定状态，内心也充满不安。在这种不确定的情绪主导下，维持着一个脆弱的生态。具体到渝东北地区，表现为随着水位线上升而减少的土地、随着暴雨和时间不断跨塌的地基、随着物价上涨而越来越艰难的城市生活、和随着工业化脚步逼近而越来越脆弱的农村生活。

　　稀少的土地和活动的山体

　　2007年10月15日，在云阳盘石镇永安八组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刘代荣一家和几个村民午饭后正在闲谈。照例，谈的最多的话题还是土地，结论总是：移民不该靠过来，2009年后的生活不知道该怎么办。

　　由于一个宏伟的工业计划——修筑三峡大坝，政府需要在渝东北地区转移人口，治理滑坡，改善交通……从本世纪初开始，村民们的土地就因为这些目标一次次削减。永安八组土地数量的变化清晰地反映了工业化如何压缩他们传统的生活空间：

　　永安八组原来有31.8亩土地。在治理滑坡占3.68亩、修云利公路占7.52亩、本组修公路占2.58亩、“后靠”来的移民建房占2.54亩、还有山上退耕还林占部分土地后，现在还剩15.48亩。三峡工程蓄水后，“就地后靠”来移民52个人，现在一共有86个人平分这15.48亩地。

　　三峡工程蓄水分阶段进行，永安八组边的河水水位按156米、165米、175米几次上涨。每次水位变动都会带来一次土地的重新分配。永安八组村民现在每人约0.5亩地，等水位涨到175米，人均只剩0.18亩地。

　　同属库区的开县渠口镇剑阁楼村面临着同样的困境。由于退耕还林和一期蓄水后一些移民就地后靠，村民们声称自己的土地由原来0.4亩/人降低到0.1亩/人。

　　“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来看，农村劳动力转移并带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钟瑶奇说，“而对于渝东北地区，特殊之处在于‘生态的脆弱’”。

　　刘代荣的家在山脚下，屋前临河，屋后是高坡，云利公路从坡上穿过。据地质勘察队的人说，现在云利公路下的凹地，在多年前和公路是平的。但每年山体都会随着山风和雨水悄悄往下滑动，日积月累，形成了落差几十米的沟壑，刘代荣的家以及整个永安八组就生活在这块活动的凹陷山体里。

　　整个渝东北地区都处于这种脆弱多动的地质环境里。为了保证三峡工程蓄水后，泥土不再涌入长江造成水体堵塞，国家花费巨资治理滑坡，仅仅在永安八组就投入了几百万。用30多公分的钢筋，浇灌混凝土，筑成直径约2.5米的水泥柱，打入河边的地里，以阻止泥土向江中滑落。

　　但是在离河有2里路的剑阁楼村，并没有国家资金投入治理。山体依然按着自己节奏运动着。胡道珍家是剑阁楼村6组里地势最高的一户。屋前的晒坝已塌落了1/3，厨房的一面墙也向外呈15度倾斜。这些都是1994年发大水时山体滑坡留下的印记。

　　雨水有时候成了这里生存最大的敌人。胡道珍说，每当遇到晚上下大雨，他们就不敢睡觉，随时准备弃屋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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