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也认为，隐私不是不可以披露，但征求当事人同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为原则。

　　踏进“雷区”就要付出代价，除了民事责任，比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等责任形式以外，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徐迅说：“根据我国已有案例，与记者密切相关的两种罪名是：诽谤罪和侵犯他人商业信誉罪”。

　　在她搜集的案例中，有5起案件，媒体记者或者作者承担了刑事责任。其中一起涉嫌诽谤罪，最终被法院判决诽谤罪，两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和一年半。还有一起，是今年8月12日，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纸箱馅包子”虚假新闻炮制者訾北佳涉嫌损害商品声誉案，訾北佳因犯损害商品声誉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年。

　　职务犯罪等形态成为第三大“雷区”

　　湖南师范大学知名新闻学学者魏剑美和记者出身的知名律师周泽，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针对“记者是否拥有权力”这个话题，都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记者的采访权和舆论监督权，实质上是一种公民权利的体现，是“权利”而不是“权力”。

　　然而，他们也并不否认，现实中，媒体、记者对采访权和舆论监督权的应用，又蒙上了一种“权力”的特征。而一旦出现了“权力”的特征，对于极少数职业道德差的媒体从业人员来讲，就可能借此寻租。

　　寻租者东窗事发后，往往要面对“受贿罪”和“敲诈勒索罪”的指控，而身陷囹圄。虽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律顾问徐迅认为，这两种罪名和记者本身职业没有特征性的联系，因为它们更多指向公务人员和其他非记者的社会普通主体，但是，她也并不否认，这两种罪名，目前而言，在记者的队伍里呈高发状态。

　　在网络上搜索“记者”、“敲诈勒索”两个关键词，绝大部分是假冒记者犯下的罪行。但是其中也不乏真正的媒体记者。

　　比如，近日，在北京朝阳区法院，某报记者熊某和原同事茅某因敲诈勒索罪，被一审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半。据检察机关指控，熊某在某报担任记者期间，曾以报道负面新闻相要挟，索要钱款，两次累计达到40万元。本案因当事人不服，正在上诉期间。

　　而若在网络点击“记者”、“受贿罪”两个关键词，也不乏案例。比如，今年4月份，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某报原浙江记者站站长孟某作出二审判决：孟某犯受贿罪，终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判决书表述，新闻媒体履行的是国家赋予的对社会的舆论监督权，媒体舆论监督权是一种公共权力，孟某作为新闻媒体的记者，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向被批评报道的有关单位索取财物，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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