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玉皇山顶谈《封神演义》、《三国演义》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不管走到哪里，总是书不离身，手不释卷。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这样。毛泽东知识渊博，思维敏捷，谈古论今，皆成文章。毛泽东在杭州时，我有幸经常聆听他的教诲。他同我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读书和学习。

　　一次，我陪他去爬玉皇山。那时，山顶上的庙里有周武王、姜太公和哪吒、玉皇大帝等塑像，都是《封神演义》中的主要人物。毛泽东看了塑像问我：“《封神演义》你看过没有？”我回答说：“在家读中学时看过。”毛泽东问：“你知道殷纣王为什么被周武王打败？”我回答说：“纣王宠信妲妃，乱了朝政。”毛泽东说：“不对。纣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军事上采取分兵把守、消极防御的办法。而周武王用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办法。所以纣王败了，周武王胜了。”毛泽东又说：“看来蒋介石没有看过《封神演义》，要么看了没有真正看懂。蒋介石搞的就是分兵防守的办法，我们用的就是集中优势兵力的办法，所以蒋介石被我们打败了。”毛泽东博古通今，古为今用，随便抓住一个话题阐述，就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毛泽东还问我：“你看过《三国演义》吗？”我回答说：“在济南读书时看过。”毛泽东又问：“你知道关羽姓什么？”我随口回答说：“姓关。”毛泽东说：“不是，关羽原来不姓关，也不叫羽。因为关羽生性仗义，在家乡杀了人，被官兵追捕。他逃到潼关，但出关要登记姓名，签字画押。为了安全，他便指关为姓，以羽为名，比喻自己像鸟一样飞出潼关。所以后来就叫关羽。”毛泽东的话引起了我考证关羽原来姓名的兴趣，我特地查阅了鲁迅写的《古代小说史考》，也问了历史学家，都没有找到答案。关羽原来到底姓甚名谁，我至今也不清楚。

　　那天，我们在山上吃的是素斋。但菜端上来时毛泽东看到的多是鱼呀鸡呀什么的。他问我：“怎么又吃荤菜，不是说好吃素斋吗？”我回答说：“主席，这是素斋，全是蔬菜做的，样子像鱼和鸡。”毛泽东吃得很高兴，他说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吃这样的素斋。

　　勤奋读书和重视领导干部学习

　　毛泽东一生为我们党和军队的建设，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一光辉业绩，是同他勤奋读书、调查研究、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毛泽东不仅自己勤奋学习，还十分重视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学习。在解放战争取得基本胜利的重要时刻，毛泽东及时指出：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当时，我们各级干部按照毛泽东的教导，学习城市管理，学习经济工作，很快地恢复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从1953年起，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搞经济建设，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又没有现成的“本本”。路子怎么走？办法在哪里？这是摆在每一个领导干部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年冬天，毛泽东来杭州时，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只能靠中国人民自己来寻找。他多次讲我们党认识和掌握中国民主革命客观规律的历史经验，反复教育我们要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努力学习经济，学会经济建设的本领。

　　毛泽东读书是很勤奋的，可以说读书成了他的“一癖”。他睡的床与众不同，一边堆着各类书，一边是睡觉的。他的办公桌、休息室，甚至洗手间里，都放着书。毛泽东初来杭州时，我不熟悉他的读书习惯，给他整理书籍。毛泽东看到后，立即来阻止。他说，书是要读的，不是装潢门面的。有些人把书锁在书橱里，实际是不看的。我们要做工作，想抽出专门时间读书是不多的。我到处放书，随手拿来，读上一页一段，多方便啊！

　　有一次，我们陪同毛泽东去绍兴游东湖。毛泽东一路兴致勃勃地同我们谈《红楼梦》，结果湖未游成，《红楼梦》倒谈了两个小时。

　　据我所见，毛泽东读书非常认真，常常在书页中圈圈点点，旁注眉批，写评论。毛泽东读书很多，涉及范围很广，包括哲学、文学、史学、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真是博览群书。他还向我们讲了唐代杰出文学家韩愈、柳宗元勤奋治学的精神。他说，韩愈的《进学解》是篇好文章，“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是很有道理的。要获得精深的学识，就得靠一个“勤”字。

　　毛泽东还讲到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说屈原如果再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如《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中国状元写不出好东西，好的文章是那些不得志的人、穷秀才写出来的。

　　毛泽东还以杭州西湖的六和塔作比喻，说明做学问先要打好基础，然后“再一层一层地叠起来”。

　　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和比喻，对我们教育是很深的。他在繁忙的岁月里，还那么勤奋读书、刻苦学习，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呢？

　　毛泽东读书，很重视开动脑筋，思考问题。他常常用孟子的话来启发我们，“心之官则思”，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大脑是加工厂，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问题的方法，养成分析问题的习惯。

　　他还对我说，住在北京出不了好东西，要经常到下面去，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一看，调查实际情况，呼吸新鲜空气，为“加工厂”收集原料。所以毛泽东十分重视把读书与调查研究结合起来。他经常向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基层干部作调查。

　　在浙江，毛泽东视察过许多地方。在杭州小营巷，他走进普通居民的家，详细询问街道卫生和群众生活情况。在省农科所，他扶犁耕地，很有兴趣地听取对农机科研工作的汇报。在省军区后勤部的油库里和金华驻军的连队里，他和解放军战士亲切交谈，关心他们的成长。在富阳新登、萧山西兴，他察看水稻、蚕桑、络麻、油菜等农作物的生长情况，设想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在金华双龙洞水电站，他仔细察看水电机组设备，热情赞扬工人们的自力更生精神。在列车车厢里，他接见金华、兰溪、永康、诸暨、萧山等县县委书记，向他们调查有关农村工作的重大政策问题。在杭州住处，他亲自提名请上海的几位著名专家和教授，来杭州共议大政方针。毛泽东这种不耻下问、虚心向群众学习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关于读书的建议》和杭州丁家山读书活动

　　毛泽东勤奋读书，但不迷信书本。他一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1958年，我国开始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严重错误。 不久，党中央和毛泽东觉察到这方面的错误，并且着手予以纠正。

　　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郑州写下《关于读书的建议》这一重要信件，指出：“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同志们。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

　　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身体力行，带头读书。毛泽东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要再看一遍。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要研究一下，都要研究这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过去看，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这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在杭州住处，毛泽东和一些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同志一起研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书。他们联系当时我国经济的实际，读一段，议一段，有分析，有批判，吸取有益的，扬弃错误的。

　　在一次学习会上，毛泽东说：共产党的先进性体现在哪里？我们领导人民群众闹革命、搞建设，根本的目的就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后来，我陪毛泽东散步时他又对我说，中国革命就是：制造舆论，夺取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改变所有制，发展生产力，做到民富国强。在这期间，毛泽东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要坚持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等原则。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提倡读苏联威廉斯的《土壤学》，要大家多学点科学知识。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倡导下，我们各级干部掀起了读这几本书的热潮，使大家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违背客观规律就会碰钉子、受挫折；只有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才能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1959年冬和1960年春，毛泽东组成了一个读书小组，在杭州开展了在党内有重大意义的读书活动。毛泽东主持的读书小组成员有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等，华东地区省、市委书记也参加，读书地点在杭州丁家山。大家对上述的几本书边读边议，毛泽东在读书活动中发表了很多重要讲话。田家英负责记录整理。由于长期工作关系，我和田家英很熟悉，他经常把整理好的毛泽东讲话拿给我看。我看了有时把毛泽东讲话要点摘录下来，觉得这是我学习的绝好机会。想不到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我盗窃党和国家机密的重大罪状。

　　在理论联系实际中，毛泽东不仅重视正面经验，而且十分注意反面的经验。1957年，毛泽东在杭州接见外宾，在外宾未到之前，他问我，你犯过什么错误没有？因为问得突然，我有点惘然，回答说：政治上的错误没有犯过，工作上的错误恐怕不少。毛泽东说，你没有犯政治上的错误，这就是你的缺点。我说，党内一些领导干部犯错误，中央发了文件，我们都认真学习了。毛泽东说，那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毛泽东接着说，只有正面的经验还不行，还要接受反面教育。人不要怕犯错误，比如小孩子学走路，摔跤就是犯错误，可是不摔跤就学不会走路。人要有正面的经验，也要有反面的经验。只有接受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才是全面的。毛泽东的这段话，我至今还铭记在心。(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