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四害”与麻雀公案

　　新中国人与麻雀的“战争”，从1950年代就开始了。那时，漫天飞的麻雀曾被列为“四害”之一，遭到全民日夜不停的围剿。

　　1955年，毛泽东收到农民反映“麻雀祸害庄稼”后指示：麻雀是害鸟，能不能消灭它们？时任农业部副部长的刘瑞龙，找到中科院前任动物所副所长钱燕文。钱回答，我们对麻雀的食性还没有系统研究过，不敢肯定是否应当消灭麻雀。

　　但就在几天后，开国领袖同14位省委书记商写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其第27条规定：除“四害”。“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随后，《人民日报》将《纲要》全文发表。此后5年，麻雀被判“极刑”。

　　率先大规模消灭麻雀运动的是四川。在成都市，政府动员了40多万人参加灭雀。而在温江专区，17个县组成了258万人的灭雀大军，3天共消灭麻雀100多万只，并获雀蛋5600多个。

　　四川经验很快被推广到北京。

　　1958年4月，北京成立了以一位副市长为总指挥的“围剿麻雀总指挥部”，将全市划分成大大小小的“战区”。300万剿雀大军“立刻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枪声轰响，彩旗摇动。”

　　4月21日，《北京晚报》在显赫位置上《咒麻雀》，作者为时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麻雀麻雀气太骄，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烧。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在全国统一的部署下，浙江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捕雀运动。“铅气枪、弹弓，锣鼓，能用的都用上了。”郭恒德回忆。

　　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全国共捕杀麻雀2.1亿余只。

　　数量的失衡最后带来了自然的报应。1950年代末，中国诸多城市的行道树开始出现了严重的虫害，引起了鸟类学家的关注。在青岛举行的中国动物学会全国会员大会上，来自浙江的实验生物学家朱洗首先讲了一个故事：1774年，普鲁士国王下令消灭麻雀，麻雀被捉光了，果园却布满了害虫。国王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去外地运回雀种。

　　鸟类学家郑作新则实地走访，采集了848号麻雀标本逐个解剖。结论是：麻雀只有在七八月间，幼雀长成时啄食庄稼；秋收后吃农田剩谷。其余时间，则以草籽和虫子、虫卵为食；因此，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要因季节、环境区别对待。

　　科学家们“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的意见，1959年经中科院集中成“关于麻雀问题向主席的报告”呈递给了毛泽东。

　　次年3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时：用臭虫代替了麻雀的“四害”之位。

　　人与动物的平衡

　　习惯性思维往往是很难改变的。虽然摆脱了“四害”的恶名，但麻雀仍然是乡间最经常的猎捕对象。何况，烧烤麻雀、炸麻雀是时髦的下酒菜。到1980年代初，麻雀甚至度成为中国出口的货物。浙江自然博物馆副馆长、鸟类专家陈水华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有科学家估计，中国麻雀的数量减少了90%以上。

　　在不断向自然索取后，人类终于发现自己渐渐变得孤独——如果有一天，我们身边连只蚊子都没有，那是什么感觉？

　　2000年8月，《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价值、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颁布，麻雀被列入保护动物，摆脱了逃进西藏的命运。而在雀灾发生的浙江，它则被列为省级保护动物。猎捕、出售、食用麻雀都被列入违法行为。媒体报道说，在讨论是否将麻雀列入保护名录时，在座专家全票通过。

　　这种小鸟有着田鼠一样强大的生命力。在南方，几乎每月都可见麻雀繁殖雏鸟。它们可以在最简陋的巢中生存——那是用草茎、羽毛构成的。每窝产卵4—6枚，15天以后，雏鸟就能出飞自行寻食。

　　“麻雀增多和生态环境的改善有关。”负责监测鸟类动态的桐乡市林政管理站工程师高长坤分析说，这和野猪的肆虐相似。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城乡普遍放弃柴灶，山林的养护和城市的大规模绿化无疑是麻雀繁衍的最好消息。而1990年代以来严格的枪支管理，则让非法猎捕几乎绝迹。一增一减、十年生聚，才让有着旺盛生命力的麻雀从2004年以来出现了明显的增加。

　　陈水华也承认，浙江麻雀的数量确实在增加，它们大多集中在城乡结合部。工业和城镇建设的发展，让该省的城乡界限越来越不明显。麻雀泛滥的屠甸镇稻田边，一家家针织在厂日夜开工。这让几乎所有的浙江农村都成了广义上的“城郊结合部”。“这和麻雀危害加剧可能存在联系。”陈水华说。但这只是他个人的判断，目前浙江并没有专项研究。

　　相同的例子是白鹭。这种鸟由于受保护后繁衍过度，已经成了浙江渔业的危害。它酸性的液体会损坏树木，粪便则污染了人栖息之地。而野猪破坏民众番薯、玉米等庄稼的报道，则经常见诸成了浙江媒体。但现在，有关白鹭的调查刚刚开始，离真正的控制措施尚有很长时间，更惶论麻雀了。

　　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农民只能驱赶，而不能杀灭。2007年9月，一名浙江余姚的被告人因投放有毒诱饵猎捕了274只麻雀，被法院以非法狩猎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当年，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曾写道：“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所得的是麻雀居多。”如果发生在今天，这属于明显的违法。

　　但受灾农民并非没有救济渠道。陈水华说，按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如果因为保护野生动物受害成灾，农民们可以估出自己受损的价值，向当地林业部门提出补偿申请。

　　“我们不提倡消灭，也从不提倡一味的保护。正确的措施应该是控制和管理。”陈水华说。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任何鸟类都没有绝对的益害之分——当它的数量超过相对的界限，繁衍过度，都会成为危害。

　　而从这个角度重新解读那段麻雀的历史公案，陈水华说，由于当时麻雀确实给稻田造成了减产，“除四害”并不是后来所说的完全错误决策。“只是它不应该提倡‘消灭’，这才是尊重科学”。（记者 吕明合）

　　(本文有关麻雀历史公案部分，参考了张建伟《深呼吸》和罗平汉《当代历史问题札记二集》两书有关叙述，特此至谢。《金华日报》记者李剑等同行对此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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