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挖煤这个高危行业，民间早就流行一句判语：吃阳间的饭，挣阴间的钱。常言也道：宁上山，莫下矿。言下之意，不到走投无路之时别下井挖煤。而频频发生的矿难，在某种程度上，更是加深了矿工这个弱势群体所背负的穷困、悲情、苦难等烙印。因此，当“山西塔山煤矿公司百余名矿工同时购买私家车，还有上百名矿工想买车”(《山西晚报》10月16日)的新闻呈现在公众的面前，显然冲击了他们的习惯性思维。如果说贾樟柯的矿工表弟韩三明凭《三峡好人》里的本色演出荣膺影帝令人意外，那么这个新闻的意外指数恐怕该达到惊疑的级别了。

　　据塔山煤矿公司党委副书记介绍，去年矿工的年平均收入达到3.8万元，而“今年还会有大幅提高”。正是这个表态，成为网友质疑新闻真实性的有力证据。即使是在经济发达大城市的白领阶层中，年入十万而未能“晋升”为有车一族的恐怕也不在少数。但在塔山煤矿公司，“下了井是采煤工，上了井就是私家车主”。当中所蕴含的反差自然是意味深长的。

　　“讲述矿工的故事：幸福就是马上要出井的时候”(《瞭望东方周刊》2005年2月23日)的“旧闻”，剖析了一些矿工的心理状态：刚开始的时候，很多新矿工会很珍惜自己的血汗钱，但是做过一段时间，就渐渐想开了，不再存钱，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今天下去了明天还能不能上来。他们把钱用来吃、赌，也有人会去歌厅唱歌、甚至结伴找小姐。也有的矿工算算一个月能挣够1000多元钱，就坚决不再下井了。因为他们心里恐惧。而拿矿工题材电影《盲井》的导演李扬的话来说——“只有在贴近地狱的地方，才会形成这样的精神世界和道德体系。”

　　当然，前述新闻中那些团购私家车的一线矿工的心路历程，未必就能用这种心理模式来与之相对接。报道说，这些矿工买车的目的很明确：“经济收入有了保障，生活质量就应该提高。”况且，三四万的年收入就能买车，这是“经公司党委与当地银行协调，以低息贷款的方式”实现的。既然收入稳定、政策优惠，再考虑在矿区住房等基本生活开销不大、养车成本较低等利好因素，这恐怕很难说是“超前消费”吧？

　　但是，在这种质疑的态度之后，并非艳羡不忿的心态，以为煤矿工人就不配买车。矿工每天都在和死神打交道，这个收入是他们所付出血汗应得到的回报——这是每位心存善念者都应有的觉悟。公众所反感和质疑的，是新闻中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洪水就泛滥的虚张声势。他们担心，矿工集体购买私家车的幸福生活，不过是某些高层管理者所着力打造的样板工程、面子工程的组成部分。

　　为了了解这个集团里职工的收入情况，笔者特意翻查了“同煤贴吧”里面题为“矿务局工人工资纪实”的精品帖，从矿工的自述得知，塔山矿的工人工资是大同矿务局(即同煤集团)最高的，一线矿工更是远高于平均数。然而同煤是个拥有47对矿井、70万职工家属的特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塔山煤矿公司只是其下属的企业之一。换句话说，“矿工团购私家车”只是一个点，而基本面呢？从帖子可知，远不是那么乐观。

　　而聚焦这些国有煤矿的所谓正式矿工收入较高、保障齐全的生存状况(当然，这是他们通过超高的工作强度和艰苦的工作环境获取的)，也容易遮蔽矿上使用的大量临时工在工资待遇上存在的极大差别。同工不同酬，实际上就是某些管理者的有心操弄之下，体制内群体对体制外群体的“盘剥”，尽管他们本质上都是产业工人。

　　“矿工团购私家车”其实不是一个意外，还可以从纯粹经济理性的角度解释——正是相对较高的收入，才让矿工们铤而走险，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改变命运。进而言之，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所描述的那样———获取粮食权利的丧失才是造成饥荒的根本原因。比物质上的贫穷更可怕的是矿工权利的贫困——他们无力要求免于矿难的威胁，只能寄希望于侥幸躲过矿难。

　　因此，更大的意外之忧，在于很多人的习惯性思维中，国有大型煤矿的管理会比私人的小型煤矿正规。前述《瞭望东方周刊》的报道却揭示，私人煤矿的矿主往往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不敢”出事故，反倒是某些国有大型煤矿的个别干部常常“吃着官家的饭，不干官家的事”。在贾樟柯的《站台》里，矿工韩三明为了生存、为了读高中的妹妹能够考大学，在煤矿入口处默默地签下命贱如草的生死合同。而在今天，超额的生产、薄弱的安全条件和不完善的制度不能得到救济，矿工们的生存窘境依然无法得以缓解，即使他们的收入足以购买私家车。

　　作者：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