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打假人在一个社会上是颇为争议的群体。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商家憎恨他们，老百姓误解他们。他们说自己“是在夹缝中寻求生存”。

　　前不久，西安的孙安民、广州的徐大江、深圳的陈书伟和李选辉等4位职业打假人来到南宁，记者与他们近距离地接触了几天，试图从他们几个人的身上了解这个特殊群体的生存状况。

　　走到哪里“打假”到哪

　　8月下旬，孙安民、徐大江、陈书伟和李选辉等4人分别出现在南宁市的通信市场、一些大药店和几个大型超市里。他们本来是到南宁来游玩的，职业习惯使然，他们的脚步仍忍不住走进了这些地方——看看南宁的消费品市场“干不干净”。

　　将手机入了南宁本地网，还购买了部分药品和日常用品。很快，他们发现了问题。然后与各个商家交涉、投诉，无果后直接上药监、工部等部门举报，有的甚至起诉到法院。

　　在来广西之前，他们在深圳住了两天。由于酒店设施存在明显的不安全因素，徐大江被碰伤了脚，投诉后得到的答复是，设施是在旅游局备了案的。“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说的”，徐大江有些气愤。他希望酒店给出一个说法，但对方拿来一瓶药水后，不再理睬他。于是他们将房间里自费的计生产品全买了下来，起诉到法院。因为这些全是三无产品。

　　离开广西后，陈书伟到了郑州，花了340元去少林寺游玩，旅行社只拉他们看了两个景点就收工。毫不客气，陈书伟以“短斤少两”为由将旅行社告上了法庭。

　　陈书伟说：“旅行社将为此付出5000元的律师费。”

　　走到哪，“打假”到哪，这是职业打假人的一惯做法。按照商家刻薄的说法，职业打假人都是“刁民”。

　　打假之路是被逼的

　　他们不是天生的职业打假人，与所有普通老百姓一样，他们开始都是消费者。让他们走上这条路的，是他们买到了假货或遭遇了消费陷阱，投诉无门，加上“只争一口气”的性格，使他们走上了职业打假之路。按他们自己的说法就是“被逼的”。

　　先说孙安民。2000年，他在西安市某花园买了两套房，事后发现他所买的两套房子居然有8个买主，是典型的“一房多卖”。孙安民找到开发商，要求退钱或买房，怎么协商都不成，最后开发商干脆躲了起来。

　　无奈之下，孙安民只得不停地奔走：上访、投诉、举报、诉讼，找媒体、找消协、找房产局、找公安局等，3年多过去了，没有任何结果。而开发商的项目却越建越多，房子越卖越火，收的购房款高达1亿元。孙安民在奔走中了解到，开发商建的全是违法项目，一个证都没有。

　　孙安民被迫走上了房产打假维权之路。目的很简单：讨回自己的房款，阻止开发商继续违法，避免其他购房者上当受骗。

　　陈书伟也一样。他原是深圳的一个生意人，开间小公司。手机经常被莫明其妙地扣钱。2004年3月，他选用通信运营商的一款套餐业务，只用了两个月，套餐被莫名其妙停了。他不满对方的答复，于是将通信运营商告上法院，但最后被判败诉。

　　从此，陈书伟抛下生意，与通信运营商“死磕”，针对他们的“消费陷阱、霸王条款”，开始了漫长的诉讼征途。

　　打假打成法律精英

　　购物→到相关部门咨询→查阅法律条文→向商家投诉→整理材料向主管部门举报或立案，或向法院起诉→等传票→上法庭。这些一般消费者看起来非常麻烦而不愿意做的事，是职业打假人的日常工作。

　　卖场、工商、质检、法院，是他们时常逗留的地方。除了相机和购物发票，还有一样得力武器，就是法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等相关条款，他们烂熟于心。

　　今年60岁的孙安民是“1966年的初中毕业生”，陈书伟也不过高中毕业。“而我们现在的水平绝不逊色于法律专业科班毕业的研究生。”对于自己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实际操作能力，他们感到自豪。

　　职业打假人精通谈判、投诉、举报、诉讼的各种程序。徐大江在南宁某超市购买了一包产品外包装涉嫌虚假宣传的鸡精，向法院提出立案。法院在收下鸡精后，没有给回执单。徐大江认为不妥，便直接找庭长交涉，拿到了一张正式的回执单才罢休。

　　他们大多有自己的打假维权网。孙安民说：“为了维权，我在53岁时学会了打字，还自己摸索着建成了‘老孙打假网’。”

　　多年与不同人物打交道，经历过不同场合的磨练，职业打假人的嘴皮子练得非常厉害，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道理。

　　危险伴随打假路

　　“我在2003年开始职业打假，遭遇的尴尬太多了。有来自社会的无端指责，老百姓认为我们打假纯粹是为了钱，对我们另眼相看；有时在法院立案，明明可以当场立案的，非得要你等上五六个工作日；一些行政执法部门认为我们是多管闲事，认为我们的存在，正说明了他们的不作为或少作为，于是从心底里讨厌我们。”对于自己的生活，徐大江有时也会感到困惑。

　　使职业打假人真正感到生存危机的，是来自制假企业或售假商家。职业打假人的存在，无疑是他们发财路上的一堆顽固的绊脚石。徐大江说：“他们总认为是我们故意找麻烦，是我们断了他们的财路，于是对我们威胁不断。”

　　李选辉在2000年接触这个行业时，买了1000多元的假药，投诉到药店。药店找来了厂家跟他交涉。厂家带来了3个高大威猛的打手。李选辉镇定地说：“你们来的目的不纯，到底想干什么？”纸捅破了，弄得对方有些尴尬，加之生产假药确实理亏，造假者不得不将打手支走。另一次，李选辉遭到造假者的跟踪，怎么也摆脱不了，最后，他只好拨打110，在警察的协助下才得以摆脱。

　　孙安民的遭遇触目惊心。他说：“从我打假维权那天起，围攻漫骂、跟踪威胁、造谣生事就时刻存在。开发商自认为有钱有势，光天化日里围攻和袭击我。有一次，开发商的两个打手冲进我家，把我打倒在地，用座机电话砸我的头，电话都砸碎了。当天下午，我鼻青脸肿地参加了西安市消协举办的315文艺晚会。一天半夜3时，两个身份不明的人向我的房间里扔砖头，砸碎了我的窗玻璃。2005年7月5日，开发商雇了10多个歹徒多次围攻我，把我和两个央视记者都打伤，摄像机也砸坏……”

　　打假打到倾家荡产

　　针对社会上说职业打假人是高收入人群，他们如此解释：“既便是有收入，也要投入下一步的打假行动中；而且打假人的收入并不像社会猜测的那么多，也就是比一般工薪阶层的收入稍高一些。”

　　事实上，少部分从事公益打假的人，由于没有固定收入，他们面临生存压力越来越大。

　　2000年前，老孙在当地有5处26间门面，经营照相器材、彩扩、快餐、电话亭等生意，日子过得很滋润，并有多余的钱购买2处房子和一辆轿车。“就是因为买房子的事，生活从此掉进了泥潭里”。7年来，老孙为自己维权，为全国各地求助他的购房者维权，花掉家里所有的积蓄共70多万元，而20多间门面也因他无暇照料而相继关闭。

　　“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帮助他人维权多年，自己竟然买不起一套房子。但如果要我改变公益打假性质去牟利，我又做不到。”说到这些，孙安民很坚定。

　　陈书伟更惨。他原先在深圳开一家小公司的，因为维权疏于管理，公司倒了。对于外界的质疑，他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说他诉讼带有“经济目的或是为了出名”。

　　陈书伟忿忿不平地说，过去的3年，花在诉讼上的交通、食宿等费用21万多元，几乎耗尽他的积蓄。目前靠姐姐和圈内业士的资助，才得以继续他的“维权”之路。

　　不少从事这个职业的打假人，他们的境况都不太好——这是职业打假人对圈内人生活状况的总结。

　　打假是否赚钱？李选辉举了他诉某品牌牙膏的例子：到工商部门打印一份注册登记，费用60元；打印复印资料5元；到法院诉讼、拿传票、开庭打车费用120元(一个来回40元计)；诉讼费50元；花掉的时间、人力；等等。如果胜诉，商家赔款4.9元。谁会都算得出来，这是个“赔本买卖”。

　　打假促进法治进程

　　据估计，全国职业打假人有3000多人，较知名的有四五十人。这些打假人分布在全国各大城市里，很多人不愿意声张，却在“悄悄地吃害虫”。

　　职业打假人认为：一件假冒伪劣商品只要在一个城市被发现，那它就别在中国市场“生存”下去。因为第一个发现“问题”的打假维权人，会立即将相关信息挂到网上，其他人知道后相继在本地的商场、药店里购买，然后投诉、举报、诉讼，等待造假企业和售假商家的，随之而来的将是数不清的官司和赔款。假货自然在中国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相关管理部门的法规更加完善。

　　“从这方面来说，职业打假人对净化消费市场作用是相当明显的，客观上对法制建设起了不少的作用。”这是圈子里比较流行的说法。

　　2006年6月，陈书伟花1个月时间，撰写了一本13万字的揭露通信运营商欺诈消费者的书，并在网上发表，之后被迅速传播。它非常系统分析了通信运营商存在的各种“消费陷阱”和“霸王条款”等“欺诈、违规”行为，引起了众多消费者的共鸣和强烈反响，也让通信运营商头痛不已。

　　这些行动惊动了信息产业部甚至国务院，直接促使了通信运营商改正有关条款17项，专门作出了8项服务承诺，间接促使了手机“单项收费”的产生，使全国所有的手机用户得到了极大的实惠。

　　另外，陈书伟的两个行政诉讼，直接催生了深圳市和广州市两个政府规章的出台。

　　职业打假渐变“公益打假”

　　如今的职业打假人，也在悄悄在变，从单纯为钱慢慢转向“公益”性。

　　他们说：“其实社会有些不太了解我们。不可否认，前些年极少数人打假专门为了钱，使社会给这个行业戴上了有色眼镜。实际上，目前不少人打假是带有公益性的，他们在获得小利的同时，使广大消费者的权益免除了侵害。”

　　除了打假之外，职业打假人还向消费者提供一些法律咨询、商业知识、维权技巧等，甚至还会自费做一些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民事诉讼活动等。

　　孙安民为了房子奔波了3年之后，开发商终于将他的房款送上门来，还主动提出赔偿几万元损失费，前提要孙安民“把这件事停下来”，3个月后再把这笔钱给他。

　　孙安民说：“我感到一种被收买、被侮辱的感觉。如果我停下来，他就会去骗更多的购房者。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我当场宣布‘这钱我不要了’。”

　　孙安民要帮更多的人讨回公道。他自豪地说：“2003年7月，我和其他受害者用了1个月的时间，收回房款200多万元，开发商的10多个违法项目全部被勒令停工。从2004年开始，我又帮另外40多个受害者和开发商打官司，都赢了，其中‘双倍返还’的就有9例，又拿回来200多万元。”

　　“我只想帮助更多的消费者。”孙安民的行为得到了社会认可，2006年3月，中消协和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把“推动中国房地产诚信建设典型人物特别奖”颁发给了他，这是国内唯一的消费者名额。

　　陈书伟专打不诚信的通信运营商和不作为的行政机关，是圈内人公认的“公益打假人”。

　　在广州某城区法院，陈书伟以一件消费纠纷起诉，要求通信运营商赔偿0.3元，被斥为“浪费司法资源”，主审法官也提出自己掏0.3元，劝双方和解，陈书伟拒绝了。“我不是为了0.3元，我要让通信运营商改变不合理的规定。”陈书伟始终强调诉讼的公益性。

　　不可否认，个别职业打假人以打假名义进行敲诈勒索或恶意索赔，游走在道德和法律的边缘。孙安民说：“老百姓对民间打假人寄托着很高的期望，这需要打假人自律和政府加大监管力度。对那些借打假牟取不义之财的人，要进行坚决的打击，决不能让一些心术不正的人，坏了打假人的名声。”(唐正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