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迅猛的城市化进程，有多少农民工的心血在其中。人们熟悉的，是建筑工地旁拿着安全帽上下工的他们，是酷暑傍晚坐在马路边打发时间的他们。人们不熟悉的，是每个打工者的个人梦想甚至是家庭兴衰，不熟悉的是打工者一旦遭受不幸，他们的无助与无奈。记者走近这个群体，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农民工在发生工伤后踏上索赔道路的艰辛过程。

　　“有盼头了，拿到钱就能给他治病了。”河北省邢台南和县闫里乡宋台村村民温振其的妻子拿着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抹着眼泪，不时地看着丈夫无力垂在床沿的左手。

　　8月21日，在北京海淀区农村租来的9平方米房间内煎熬了800多天的他们，终于迎来了最后一个官司的判决正式生效。虽然赔偿还没执行，但夫妻二人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

　　用了两年半，花了3万多元钱，经过二次仲裁、一次工伤认定、一次鉴定，一次复议、三次诉讼后，他们终于走完了所有的法定程序，打赢了这场工伤赔偿官司。

　　“太难了。两年多来，我们就靠吃馒头、咸菜来填肚子来索要赔偿。”温振其的妻子哭着说，他们既要承受伤残的痛苦，又失去了任何收入来源，还借钱申诉。

　　打工受伤理应获赔，温振其的索赔路为何如此艰难？

　　左手伤残 打工梦断

　　1996年，36岁的温振其带着一家人的期望来北京当起了保安，月工资400元。“全家的一亩多地刨去成本，一年也剩不下这些钱。”那时，他一个月往家寄300多元，虽然自己生活苦了点，但孩子能上得起学了，家里过得比过去好多了。

　　转眼间，他在北京做了9年保安，工资也涨到1000元左右。但让他做梦也没料到， 2005年3月21日，在北京某啤酒屋做保安时飞来横祸，在值班室被人砍伤。医生诊断，左尺神经和左手肌腱完全断裂，左尺动脉完全断裂……这意味着他的左手将终生残疾，从此他将很难找到一份工作。

　　他的妻子随即带着仅有的200元从老家赶来。他打工的单位支付了1.4万多元医疗费后，拒绝进一步支付，家里也拿不出钱，凶手逃逸，4月4日，温振其被迫提前出院了。

　　凶手在哪里？进一步治疗需要巨额医药费，谁来支付？以后的生活怎么办？……不懂法律，没有多少文化的温振其一家陷入了巨大困境中。

　　“逮住凶手，赔了钱，治病就有希望了。”出院后，他们每天一大早就去派出所了解情况，一个多月过去了，派出所毫无进展。他们开始四处打听，为了省钱，全靠步行，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穿坏了三双布鞋。吃得不好，好挨，他们最怕的是夜幕降临，住不起招待所，夫妻俩只有以地当床，繁华城市的地下通道、街上的座椅都是他们栖息的地方……

　　有一天，一位好心人告诉他，他在工作岗位上受伤，应到劳动局申请工伤认定。

　　夫妻俩心里燃起希望。第二天早上5点多钟就来到了海淀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大门口。

　　曾负责这个案件的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时福茂律师介绍，他们算是幸运的，在事情发生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找到了劳动局，开始了正式的维权之路。很多农民工受伤后，根本不知道到哪里去申诉，四处求助，四处碰壁，耽误了很多宝贵时间。

　　艰难维权　索赔程序走了两年多

　　看到了希望，夫妻俩就借钱在海淀区农村租了一间小屋住下来，希望尽快结束这场噩梦。可他们没想到，其后的索赔之路有多艰难。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从农民工发生工伤到领取工伤保险待遇，至少要经历三个阶段：申请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以及核定并领取工伤保险待遇。

　　工伤索赔，首先要认定劳动关系。海淀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答复，先去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确认劳动关系。2005年6月3日，他们按照要求提起仲裁申请，要求确认劳动关系。

　　没有劳动合同，很难作出劳动关系认定。“那时不知道什么叫劳动合同、工伤保险，就是知道了，怎么向老板开口呢？”温振其很无奈，夫妻俩再一次陷入绝望。

　　时福茂律师说，如果当时温振其签订了劳动合同，老板为其办理了工伤保险，索赔的路就好走了。但目前，农民工工作不好找，哪里敢要求老板签合同。

　　“凡是写着免费咨询的律师事务所，我们就进去问。出主意的好心人让我上哪里，我就去哪里，叫我找什么材料我就找什么材料，只要能把官司打赢就行。”温振其的妻子四处求助，她相信法律会带给他们公平和正义。

　　2005年7月25日，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认定他们之间的劳动关系。温振其不服，起诉到海淀区人民法院，但他实在支付不起律师费。

　　幸运的是，2005年9月，他得到了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站职业律师的法律援助。2005年12月29日，一审法院判决确认了双方的劳动关系。但令人吃惊的是，1个多月后，啤酒屋老板将啤酒屋注销了工商登记，后在温振其要求老板支付工伤待遇时，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也因啤酒屋已注销而作出了《不予受理通知书》。无奈的温振其只能再次诉至法院，要求支付工伤保险。

　　从春天走到冬天，又从冬天走到春天。跨越了一道道难关，事发一年多后，温振其经过了两次劳动仲裁和一次民事诉讼，直到2006年4月底，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对其作出了工伤认定，确认伤残四级，社保基金也核定了他的工伤保险待遇。

　　温振其终于拿到了工伤认定书，但老板又提出了行政复议，政府行政复议结果维持了工伤认定的结论。按照核定的待遇，他们将拿到13万多元的赔偿。

　　就在他们忙于工伤认定时，传来好消息，凶手被抓到。在援助律师的帮助下，通过刑事附带民事的官司，凶手被判刑，同时赔偿8万多元。判决于今年8月21日生效。

　　这时已距事发2年半了。虽然温振其的工伤保险待遇诉讼胜诉，但因为啤酒屋已被注销，也没有查明老板可执行的财产，时至今日，他的赔偿仍悬而未决。他们焦急万分，希望拿到一些钱治病。

　　“打工9年，落下残疾。以后只要不签劳动合同、不办工伤保险，就绝不去打工，一旦发生工伤事故，索赔太难了，我们耗不起啊！”温振其深有感触地说。

　　农民工工伤　索赔咋这么难？

　　据了解，我国遭受工伤事故的人员大部分是农民工。根据有关规定推算，走完所有的程序，一般要3年9个月左右，最长的则要6年零7个月。劳动关系确认难、时间长，造成了农民工工伤待遇索赔程序复杂，不利于工伤农民工的及时治疗和生活保障。

　　如此看来，温振其的两年多索赔路，已是不幸中的幸运。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副所长黎建飞教授介绍说，工伤索赔要耗时那么长，的确令人不可思议。在某种程度上，复杂的法律程序已成为用人单位拖垮农民工的办法。现实情况是，企业的违法成本低，企业即使输了官司，也未必为此付出多少代价，而一拖几年的官司，又有多少农民工耗得起？甚至有的雇主关门倒闭，或改换门庭，使受到伤害的农民工索赔都找不到人。那些拿不到钱及时治疗的伤残者，伤势的恶化可能导致他们伤残等级加重。

　　能不能将程序简化一些，让农民工不必在用人单位、劳动部门、工伤认定部门和法院之间来回奔波？

　　黎建飞教授建议，在工伤认定的程序上减少环节、减化程序，将申请责任强制性地加于雇主，将举证责任更多地分配给雇主或者用人单位，降低农民工个人的维权和司法成本。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法律援助与公益事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佟丽华建议，如果劳动监察能进一步加大对用人单位与农民工不签定劳动合同、不给农民工上工伤保险的监察力度的话，违法用工现象会大大减少，而且农民工一旦受伤只要获得工伤认定就可从国家的工伤保险基金中获得绝大部分的工伤保险待遇，而企业只需付很少的赔偿，也就没有理由恶意拒付工伤待遇，旷日持久的索赔也就会大大减少。

　　(于猛 王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