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地下工作”

　　在康雷的所有业务中，调查婚外情是最类似“地下工作”的一种活计。为了让记者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康雷从文件袋中将其“侦查工具”一一拿出来，摆在桌上。

　　“你看看，我们的数码相机，跟你们的比，小巧多了。”康雷看着记者手中的相机，调侃说。

　　在康雷日常用的“侦查工具”中，既有确定方位的指南针，手机定位仪，也有用来获取“证据”的微型照相机、无线摄像头及接收设备等。“这些仪器，在市面上是买不到的，我们多数是通过特殊渠道得来的”，康雷说，有一些仪器还是花高价请厂家订做的。

　　以袖珍照相机为例，仅烟盒大小的机身就价值6000元，可以放置于掌心，隐蔽性较强，通常用于婚外情的调查取证。而价值10万多元的手机定位系统，主要通过卫星定位系统寻人，地点可以精确到50到100米以内。

　　他告诉记者，在一般情况下，那些要求离婚的当事人，在苦于没有对方出轨证据的情况下，求助于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再委托私人侦探所用非常手段去取证。

　　接单以后，侦探所首先要求对方提供需要调查对象的照片及相关信息，第二步就是签订委托合同，预交50%的费用后，侦探们会开会策划方案，并做经费预算，这些工作做完以后，便正式开展工作了。

　　康雷从文件袋中取出一组男女热拥照片，那是他刚刚完成的一单婚外情调查，委托人因怀疑妻子有外遇而委托调查。接单后，工作人员从委托人口中了解到女方与曾经的大学同学有暧昧关系，于是马上对目标进行追踪。在跟踪过程中，发现委托人的妻子和一男子拐进了一家偏僻的宾馆，并在305房间开房。工作人员立刻在其隔壁307房间开房实施监控，并从307房通风管悄悄潜入305房，在管道中利用针孔摄像头拍下了委托人需要的证据，完成了工作。

　　虽然警方不承认私人侦探的合法身份，却会与后者展开密切合作，在一些特定情况下，私人侦探还会受托做“卧底”协助警方破案。在2002年的一次打黑除恶风暴行动中，为了获取某涉黑头目的犯罪证据，在警方的安排下，康雷派出了几名工作人员前往某看守所做“卧底”，最后圆满完成了任务，康雷也受到了警方的嘉奖。

　　在那次“入狱”之前，看守所清空了一个监舍，先将侦探作为第一个“犯人”关进去，随后再安排一些其他犯人入住，目标对象则在最后的阶段安排进去。在监舍中，卧底人员以监舍“组长”身份通过日常活动获取相关信息，再在监舍外面安排一人送饭，这样，“组长”递出来的条子，很快就到了警方手中。

　　“当然，这样的工作不是一般的私人侦探机构能承担的，这要有警方的充分信任，并要有严格的纪律约束。”康雷说。

　　合法化梦想

　　“私探”行业并非只在长沙蓬勃发展。百度一下“私人侦探”，有863000篇相关文章。有关资料显示，在深圳、厦门等经济发达地区，私人侦探所通过网络发布的宣传信息随处可见，但这些发达城市的私人侦探机构同样是在同政策的博弈中寻找生存空间。他们甚至通过举办论坛、峰会等形式试图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2004年夏天，号称“中国私家侦探第一人”的辽宁克顿调查事务所负责人、中国调查员联盟主席孟广刚曾筹备“首届中国私人侦探论坛暨成立中国私人侦探协会(筹备会)”，但最终流产。

　　和孟广刚一样，39岁的康雷，自侦探所成立起，就一直在为争取侦探所的合法地位而不断奔走。早在2004年6月4号，康雷就在长沙组织过有关私人侦探所行业研讨会，并吸引了一些媒体到场。

　　但上述努力显然不够，甚至对他们的活动，社会亦有广泛质疑。“通过秘密手段获取的音像与图片资料，能作为证据使用吗？”“在没有经过当事人允许的情况下，偷拍婚外情不是侵犯别人的隐私吗？”诸如此类的质疑事实上从未间断过。有人研究发现，目前私人侦探行业容易触犯的刑事法律有8条之多，包括“非法获得或持有国家秘密”；“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国家公文、证件、印章等”；“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妨碍作证”；“非法拘禁”；“侵犯商业秘密”；“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对于私人侦探业的出路问题，学者张镇宇、李文武提出，从总体上讲，私人侦探若想生存，必须采取保守的态度，采取防御性姿态而不是进攻性的姿态。“所谓防御姿态，是说调查行为不能对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传统习惯、公民隐私等构成挑战”；“在法律还未对私人侦探业进行规范和调整的前提下，私人侦探业若想在夹缝中生存，那就只有在行为的方式上慎之又慎，否则，如果行为方式不合法，非但取不到相应的证据，甚至会把自身拖入违法甚至犯罪的泥淖中”。也有学者呼吁，政府应对私人侦探行业存在的现象进行调查研究，出台相应的管理措施，“从制度上约束和调控其行为”。(法制周报记者 王海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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