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牌坊村，这个2249人、665户的山村，有282条光棍。

　　他们男大当婚之时，正是打工潮滚滚而来之时。光棍们未曾想到他们踏在一个历史的夹缝中。留下来，还是出门去，这是个问题。更大的问题是，无论留下来，还是出门去，他们都将面临一个婚姻窘境。

　　“我需要一个女人”

　　“你带个女娃过来，1000块钱。”可能是觉得钱太少，他又伸出3个指头：“3000，怎么样？”

　　贵州省贵阳市牌坊村原名牌方村，处在崇山峻岭之中。2000年三村合并时，因为“土地多”，就在“方”字加了土旁，意为这里的村民世代以土地为生。

　　一条8.3公里的国家扶贫公路环山蜿蜒，串起数个汉、苗族寨子。8月2日，在回家的山路边，张成梁喃喃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你带个女娃过来，1000块钱。”可能是觉得钱太少，他又伸出3个指头：“3000，怎么样？”

　　36岁的张成梁有些秃顶，不时翻着白眼。“他脑筋失灵了，连123都数不清。”父亲说。张成梁的逻辑思维天生有缺陷，但日常行为与常人无异，他这些直愣愣的话正说出了光棍们沉默的心事。

　　村里几乎没有适龄未婚女孩，在册的60名其实早已“逃离”这里在外打工。相反，这个2249人、665户的山村有282条光棍，约占男性总数的1 ／ 5。30岁以上的光棍俯拾皆是。最大的光棍65岁。这里的男女比例(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是134.7，远高于全国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的106.3。

　　张成梁无法从事需要思考的农活，比如种田。白天他抽着烟杆在村民家里闲聊，有人开玩笑说他是“处男”，他便愤怒地瞪眼；晚上回到木头房的阁楼上闷睡，房里除了撑着塑料膜“蚊帐”、铺着稻草的床，以及堆放在竹竿上的衣服之外，一无所有。

　　村里其他大部分光棍身体健康，而生活与张成梁如出一辙。不同的地方是他们或外出打工，或种地，种植玉米、水稻、烤烟。

　　这不仅仅是牌坊村的故事。“全乡8个行政村，光棍至少有一千五百多个，最多的村有三百多。”高寨乡(下辖牌坊村)计生站干部杨绍伦说。他今年50岁，丧偶，有个5岁小孩，也找不到女人续弦：“我需要一个女人，50岁以下，不能生育的也行。”

　　没有老婆的四处讨老婆

　　女孩到家里“考察”后说：“你太穷了。”他把气憋在心里，大喇喇地说：“穷你就走吧。”

　　除了偶尔有登记结婚的村干部，大部分村民在近两年已看不到热闹的婚礼。村委会主任兼村支书杨学品把光棍问题归咎于贫穷。全村面积23.11平方公里，几乎全是山地，田地只占不到2%。去年人均纯收入只有八百多元。

　　40岁以上的光棍有六十多个，他们是认命的一代。每当讲起婆娘问题，都会心一笑，给出一个出奇一致的回答：“条件不好，找不到嘛。”

　　农闲时，董学魁独自在家编着竹筐。他从不出远门。平时，他自己做饭、洗衣服，腰间别着钥匙，独守空房。弟弟经常外出打工，在家也不愿意煮饭，他认为这是女人的活。兄弟两个都是光棍。“在家里，他(指董学魁)就是女人，弟弟是男人。”一名村民打趣说。

　　董学魁腼腆地笑了。有时他会不经意地自嘲。家里养着几十只鸡，小鸡总是想溜进屋里觅食，他“喝”一声，把鸡吓出丈外，随口扔出一句：“婆娘找不到，鸡婆养了一堆。”

　　近几年，40岁的董学魁每年都会有几次相亲，但都无功而返。现在，他已经对讨老婆不抱希望，连相亲都懒得去了。

　　他姐姐已经外嫁，两个哥哥结婚后分家了。4年前父亲去世后，家里只剩下他和弟弟董学彪。两人借钱在公路旁修了4间房的水泥平房，住在一起，比其他村民的茅草房、木房要显得气派。这使他有了“筑巢引凤”的资本。

　　然而他依然找不到老婆。光棍们希望能生儿育女，但他们恰恰卡在尴尬的年龄段：年轻女孩外出打工，有更好的婚姻机会；中年寡妇或已结扎，或带着子女，再生育的话，原本贫寒的光棍家庭无法承受多子女的生活重担。

　　董学魁成了村里条件较好，但却讨不到老婆的“典型”。“条件好的女方看不起他。条件差的，他又看不起女方。”弟弟董学彪说。

　　董学魁的好条件其实仅限于现在。在1990年代，他跟其他光棍一样过着穷日子。全家住在山坳里的木房，4年前倒塌了。耳聋的父亲、生病的母亲被看成是“累赘”。那时，兄弟俩并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

　　35岁的董学彪跟哥哥一样，喜欢把夹克耷拉到胳膊上，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他同样相亲无数。二十多岁时，他第一次相亲。女孩到家里考察后说：“你太穷了。”他把气憋在心里，大喇喇地说：“穷你就走吧。”

　　但随着年龄增大，他变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了。半个月前，有个在江苏打工的老乡打电话，说要帮他介绍女朋友。他不假思索就坐上火车，来回花费两千多元。结果是传销骗局，他又狼狈地逃了回来。

　　更早的时候，有3名外地人开车到另一个寨子里，边拍照边散发招工传单，附带一个更诱人的条件：介绍对象。话一传开就变成“外地人带女人来了”，全寨都轰动了。

　　7月31日，三五村民在董家闲聊，董学彪感慨这个社会骗术太多了。“他是想女人想疯了。”一个村民说。董学彪讪笑着，手里正在编织哥哥未完成的竹筐。忽然他把竹筐一扔，长伸一个懒腰，“太累啦！”他闷吼了一句。

　　有老婆的要守住老婆

　　他一直没有寻思再“骗婚”，只是念叨着：“啥时候把离婚手续给办了啊？”

　　“没有老婆的四处讨老婆，有老婆的要守住老婆。”本村的“丑事”有时候让村委会主任杨学品“羞于启齿”。

　　村里的光棍数据没有包含另一个群体：老婆“偷跑”的单身汉。数量不得而知，但每每问及，任何一个村民都能掰着指头数出几个来，连带一声叹息：“娃儿都生了。”

　　44岁的董学奎还保存着结婚证，黑白双人照挂在墙上的镜框里。“她肯定又结婚了。”当着11岁儿子的面，他粗着嗓门说。他母亲跟孙子打趣：“带你去找妈妈，好不好？”儿子别过脸去：“不！”一甩手，把凳子上的猫打翻在地。

　　1996年，老婆丢下8个月大的儿子，不辞而别，至今杳无音讯。说起来，这老婆也是他侥幸“骗”来的。

　　十多岁时，他便开始相亲，但没有哪个本村女孩看上他。家里住的是茅草房，有7口人，一个弟弟卧病在床。有亲戚指点他：“到更穷的地方去找。”31岁时，他漫无目的地去到县城汽车站，一个“生意人”搭讪说毕节地区黔西县可以做药材生意，他就跟着去了。

　　后来董学奎知道“生意人”是人贩子，便撇开他自己找对象。经熟人介绍，在一个满山都是石头的村里，他认识了一个17岁的农村女孩，“我哄她，说我们这里经济比她们好，我在外地打工，家里有钱。”女孩相信了，带着父母到他家看看。

　　董学奎提前回家“布置”了一番。他借来亲戚家的木房，说这是他的房子，把女孩一家安排在那里。这一招蒙住了女孩。女孩父母走后，董学奎就换回自家茅草房，女孩意识到被骗了，但木已成舟。她没有路费回家，当时也没有电话。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吵嘴成了家常便饭。

　　结婚两年后，老婆的父母过来看她，她没有揭董学奎的老底。后来说要回家过节，跟着父母走了。一直不见老婆回家，董学奎跑去黔西接人。老婆说“要回来就回来吧”，但一到黔西县城，她便“走丢”了。

　　董学奎又去找过老婆家、村干部、县政府，但都没有办法。一晃11年，家里父亲、弟弟陆续去世，3个妹妹嫁到外地，他也一直没有寻思再“骗婚”，只是念叨着：“啥时候把离婚手续给办了啊？”

　　没有人嘲笑他。“这种事情不稀罕。”37岁的董学普说。他是董学奎的表兄弟，住在隔壁，也是在黔西找的老婆，“本村的不好骗了，只好去外面骗。”9年前，他们夫妻一起到贵阳卖菜，准备还清结婚时三千多元的借款。过了不久，老婆便悄悄走了，丢下两个孩子，最小的才1岁多。

　　这表兄弟算是“幸运”的。陈老二在10年前花了3000元买了一个外地老婆，不到几天便“失踪”了。谈及此事，陈老二闷头整理刚刚摘下的烟叶，任由旁人哈哈大笑。

　　守住了土地，娶不到老婆

　　张永兰临走时，怂恿六哥张永华一起去。但张永华的回答让她至今都记忆深刻：“我才不去呢。打工几年始终是要回来的，那还不是要种田？”

　　老一辈家中常有四五个子女，儿子找不到老婆，但女儿却远嫁他乡，几乎没有哪个女孩愿意留守这一片土地。村里的新生代在减少，去年村里新生婴儿只有6个。

　　这几天，张永兰带着11岁的女儿回家探亲。女儿不会讲贵州话，第一次骑牛，吓得用绍兴话大喊：“快点！我要摔下来了！”张永兰大概一年回家一次，“还是家乡好。夏天忙一点，冬天就闲了，就可以去旅游。”

　　不过，如果让她再选择一次，她说她依然会义无反顾地离家外嫁。

　　1990年代正是现在30岁以上光棍的婚娶时期，他们的婚姻大事夹杂在滚滚而来的打工潮中。问题在于，牌坊村的女性更迫切地走出去。而男性，更愿意守在家中。

　　早几年，村里大批女孩已经离家打工。老一辈固守乡土的传统开始土崩瓦解，一部分女孩甚至下意识在抵抗这种本分思想。

　　1995年，20岁出头的张永兰准备到浙江绍兴打工。父亲不同意，说“女娃大了就嫁人”，连到手的车费又被父亲要回去。张永兰比父亲还倔，她带着90元私房钱，偷偷溜走了。

　　“我们就想要赚钱，将来结婚才能用。”经济上的独立让她们对婚姻有了更多的选择。后来她嫁在了绍兴，如今已经能讲一口流利的当地方言。

　　也有一些女孩被拦住了，陈妹(化名)是其中之一。当记者看到她时，她正抱着一捆毛豆上坡。她说“不后悔”，婆家虽然穷，但好在丈夫对她很好。当年，她连衣服都备好了，却无法踏出家门，上街也被父亲派人盯着。接着，她嫁在了本村。

　　和女人相比，在打工潮开始之时，男人们不愿意离开土地。张永兰临走时，怂恿六哥张永华一起去。但张永华的回答让她至今都记忆深刻：“我才不去呢。打工几年始终是要回来的，那还不是要种田？”

　　张永华家头屋(相当于客厅)的墙上贴着“祖德流芳”，下面是“张氏堂上历代宗祖考妣位”。靠近地面的墙上是“金玉满堂”，贴着对联：土中生白银，地内出黄金。“这是一个家最重要的地方，上祭祖，下祭土。”张永华说。无论是茅草房、木房，还是水泥平房，村民在头屋都供着祭祖的牌位。

　　这代表了牌坊村两个传统：孝敬父母，固守土地。

　　村里一直流传着习俗：结婚的儿子分家出去，光棍跟着父母住。年迈的父母经常被笑称是“家庭负担”，但没有一个光棍选择背弃父母。

　　1990年代日渐成型的光棍们，未曾想到他们正踏入一个历史的夹缝中。留下来，还是出门去，这是个问题。更大的问题是，无论留下来，还是出门去，他们都将面临婚姻窘境。

　　留下，周围的适婚女子越来越少，因为她们一个个热切地奔赴城市而去。

　　出去，他们在婚姻市场中更处于劣势——按照一种叫做“甲女丁男”的朴实的婚姻迁徙链条，女人总是会寻找高一层次的男人，那么最后被剩下的便是“甲女”和“丁男”。在中国近20年的人口流动中，从乡村走出去的女子可以在外边找到高一层次的男子。从乡村走出去的男子却不容易遇见比自己还低一层次的女人。因为在城市里，他们彻底处在社会的最低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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