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年前，被关押在渣滓洞内的中共地下党员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其中组织越狱就是一项重要工作。然而，面对敌人的高墙铁网如何越狱？越狱工具又如何获取？一直是困扰研究者之谜。昨日，在渣滓洞女牢房内出土的17件越狱工具，为解开这一谜团提供了线索。

　　越狱工具“破土”而出

　　前不久，渣滓洞遭遇洪水破坏，昨日，重庆建工三建的工人赵泓名和同事正准备原貌恢复女二牢房的地面。二人将“三合土”配好后，拿起夯土机在女二牢房的地面上开始夯筑，以期能让地面坚固结实。

　　“哎呀，没想到下面有这么一个大洞！”赵泓名用手给记者比划当时的情景。

　　赵说，昨日下午4时30分左右，只听夯土机“咕咚”一声，掉进了一个直径20多厘米、深70厘米的洞里。他定睛一看，里面堆着数枚铁器。赵泓名和同事用手挖，没想到洞口的土随即垮塌，洞子也越来越大。

　　此时，消息在渣滓洞维修工地传开。当众人围观看到深洞后，才意识到这个洞一定“有来头”。于是立即向红岩联线报告。

　　17件越狱工具功能完备

　　“毫无疑问，这些肯定是狱内地下党开展越狱的工具！”昨日下午5时20分左右，闻讯赶来的红岩联线主任厉华在仔细察看了出土的器物后说。

　　厉华说，女二牢主要是关押共产党的牢房，江姐、李青林、胡其芬、彭灿碧、邓慧中、左绍英、杨汉秀等人都曾在此关押。而出土器物的上方，就曾是李青林和彭灿碧的上下铺。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工作，在女二牢地下挖出了一个长一米、宽半米、深七十厘米的坑，里面共有16件铁器、一块条石出土。

　　“这些器物都对越狱有很大作用”，厉华现场为记者释疑。

　　两根8厘米长、拇指粗的铁钉，四根5厘米长的小钉，一根15厘米长的铁条和三个门闩，是用来撬门和锁用的，因为它们都是锐器；而长18厘米的条石，则是准备越狱时用来砸脚镣的。

　　厉华认为，从出土的器物可以断定，当时狱内的地下党对越狱作了充分准备，并有组织地开展了工作。“1949年11月14日，江姐被杀害，此前狱内越狱工作由她负责。她牺牲后，转由胡其芬负责。”

　　党组织制订两套越狱方案

　　狱内地下党组织的越狱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开展的？他们又经历了怎样惊心动魄的过程？

　　“事实上，1949年4月以后，有关越狱工作就开始了”，厉华介绍，为使狱内狱外党组织建立联系，我党将在渣滓洞工作的黄茂才争取过来，并通过他与渣滓洞狱内地下党组织保持联系。1949年4月后，国民党败局已定，我党决定适时营救狱内同志。

　　厉华说，由于当时守卫渣滓洞的国民党交警部队不少官兵已经被地下党争取过来，因此党组织决定采取“买”人的办法，营救狱内同志，即把地下党员打入该部队，进入渣滓洞，绘出渣滓洞周边地形图，对狱内同志适机营救。

　　然而，国民党当局似乎察觉了交警部队内倾共动向，于是在1949年8月，以换防名义，全部调离了交警部队，由内二警部队把守。

　　形势紧迫。由于第一套方案失败，党组织决定和狱内地下党“里应外合”，实施武装越狱。并通过黄茂才向狱内同志传达了这一信息。

　　趁放风互相配合偷工具

　　为获取越狱所需的工具，狱内地下党员与敌人开始斗智斗勇。

　　“由于牢房没这些器物，可以肯定，这些东西一定是他们通过放风‘偷’来的”，厉华说，渣滓洞部分脱险志士曾谈起，在狱内收集过大铁钉、门闩等器物，以备自救，可并未谈到如何收集的。但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国民党对关押的政治犯一天放两次风，每次半小时，一早一晚。所以，地下党员很可能是趁此机会，互相配合，趁人不注意，从院内废弃门窗上卸下门闩、钉子等锐器。

　　越狱工具是拿到了，可要想把这些东西挖洞埋入地下，又如何躲过时刻经过牢门的卫兵？

　　“有可能是当时牢内的人故意制造了杂音，来回避巡查”，厉华这样分析。

　　但就在狱内地下党把越狱工具准备就位时，发生了意外。

　　1949年11月18日，胡其芬向狱外党组织送出了一份报告，内有关于越狱的请示。然而，这份请示在运送环节上出了问题。就在狱内同志苦苦等待时，1949年11月27日晚11时至12时，敌人以“办移交手续”为由，将所有关押人员集中到渣滓洞院内，随即用机枪扫射、泼汽油烧屋。只有十四男、一女从尸体堆爬出来脱险。

　　其他牢房也可能藏工具

　　“渣滓洞一旦完全修复完毕，我们就会把这些挖出来的越狱工具向观众展示”，厉华表示，渣滓洞女二牢越狱工具的出土，完全证明了地下党组织在狱内积极开展自救的客观事实，为研究红岩历史，又填充了丰富的史料。

　　厉华介绍，当时狱内地下党组织已经联系在了一起，组织越狱一定是集体决策、集体行动。此次在女二牢出土越狱工具，说明在其他牢房内地下也可能暗藏着类似的越狱工具，为此，他们将与施工方一道，在不影响渣滓洞修复工程的前提下，积极寻找，以期有更大的收获。

　　对于这批越狱工具的具体历史背景、使用功能，将开展相关研究。(记者 李心成 赵珊珊 杨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