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一度是反扒英雄，荣誉证书证明他们曾经的荣光。然而，从反扒英雄到罪犯，仅有一步之遥。

　　利用反扒侦查经验，掌握反扒侦查路线及时间，熟悉反扒人员及便衣警察等优势，使这部分扒手危险比一般扒手要大得多。

　　他叫姚军，曾经是一名反扒联防队员，并因反扒业绩突出荣获南京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据说，在他18年的反扒经历中，亲手抓到的扒手多达四五千人。

　　然而，命运和他开了一个玩笑，从反扒队员到扒手，原来只有一步的距离。

　　2007年7月3日，因涉嫌盗窃罪，这位昔日的反扒英雄在南京市秦淮区法院接受审理。

　　个案：18年的反扒英雄，“带上兄弟自己干”

　　1970年出生的姚军，16岁初中毕业后就没有继续上学，进入南京市夫子庙一家老字号餐馆当了面点学徒。因为好奇，在餐馆没事做的时候，他喜欢和家门口一些年龄大一些的男孩子们一起到公交车上偷东西。由于“手艺不佳”，他被抓了好几次，但每次都因为证据不足逃避了应有的惩罚。直到1989年4月，当他又一次上车扒窃时当场被抓，并被行政拘留10天。

　　这10天彻底改变了姚军的人生轨迹，他决定拜师学艺，专攻“反扒”。因为做扒手时，他认识了一位50多岁的老头，而此人正是南京市第一批反扒队员。从拘留所出来后，姚军便成为这位老头的忠实追随者，每天干完活后，就跟着老头上街抓扒手。

　　1991年，南京夫子庙派出所把姚军从餐馆借调过来兼职搞反扒，以免收餐馆联防费作为交换条件。由于成绩突出，姚军几年后就成为该派出所下属反扒联防队队长。“据介绍，有一年姚军带领手下，抓到后被送劳教的扒手就有70多人。”秦淮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他的本领确实很厉害，在南京反扒一行数一数二，比很多民警都厉害。”因为反扒业绩突出，姚军获得南京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奖”等多项荣誉。

　　转折，从2003年开始。南京市夫子庙派出所的领导换了，他不再被信任，后来就干脆离开反扒联防队，只是偶尔接到其他派出所要求协助的电话。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陈嘉玉的人出现在姚军的面前，并最终改变了姚军的命运。陈嘉玉也曾经是一名反扒队员，但技术水平不高，远不能与姚军相提并论，这个人多年前就开始和其他扒手合作扒窃，从中“抽头”，是一个贼头。经过陈嘉玉的一番“谆谆教导”，失意的姚军接受了陈的建议：带几个兄弟自己干！

　　2006年12月，陈嘉玉和姚军“邀请”到5个人：绰号“杨子”的杨友齐、绰号“皮球”的于宁、绰号“小孩”的雷富强、绰号“老二”的黄连军及张家辉。杨友齐也曾经是一名反扒队员。陈嘉玉和姚军是这个团伙的“老大”。团伙内部有不成文的规定：每次“干活”时，“皮球”、“小孩”和张家辉负责扒窃，陈嘉玉、姚军和杨友齐负责望风、接货，陈嘉玉还负责销赃。销赃后，所得实行“三七开”，望风的得“三”，扒窃的得“七”。扒窃的地点是公交车，目标是手机。望风的对象包括便衣警察、反扒队员、保安，以及公安牌号的车辆，等等。

　　好景不长。这伙人正在实施扒窃时，被南京市公共交通治安分局的便衣民警当场抓获。2007年5月21日，南京市秦淮区检察院对该案依法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2007年1月26日下午16时至19时许，被告人陈嘉玉、姚军、杨友齐利用反扒经验，组织被告人于宁、雷富强、张家辉、黄连军在南京市秦淮区“好又多”超市和中华门附近公交车站，趁乘客上车之机扒窃手机(或小灵通)12部，共计价值7705元。

　　透析：反扒英雄因何蜕变

　　5月24日，就在秦淮区检察院对陈嘉玉、姚军等人提起公诉的第三天，江苏省常州警方公布，昔日“反扒英雄”周馏明因涉嫌多次敲诈小偷钱财被捕。老周，50岁，是江苏常州丝印厂一名下岗职工。据说，老周这几年抓到的小偷不下百名，从当地有关部门领取的见义勇为奖金就有万元以上。然而，从英雄到罪犯，老周的蜕变只用了一年时间。

　　南京的姚军和常州的老周等反扒人员涉嫌违法犯罪事件并非个案，南京此前就曾发生反扒队员用铁棍打伤“扒手”的事情，安徽宿州的“反扒英雄”刘孝雨因涉嫌敲诈勒索被刑拘，反扒者涉嫌犯罪事件频频发生。近些年来，一些民间反扒组织在各地纷纷涌现，有的地方还成立了诸如“青年志愿者反扒大队”、“民间反扒联盟”等，有的甚至还发表了“反扒宣言”。秦淮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翟云峰对此不无担忧，“他们的存在对维护社会治安有积极意义，但是一旦反扒队员成为扒手，甚至一些反扒英雄变成‘黑老大’，这就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他认为反扒人员涉嫌违法犯罪事件频发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反扒人员素质普遍不高。目前各地出现的反扒组织多为民间自发，也有一部分是公安机关自行聘用的一些反扒兼职人员，由此带来人员素质普遍不高的问题，队伍的纯洁性从源头上就很难保证。“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具有前科，甚至原来就是扒手或小偷。因为，反扒也是一项技术活，不是谁都能干得了的。”翟云峰介绍，“抓扒手必须人赃俱获，必须在物品脱离主人控制的那一瞬间，也就是百分之一秒左右的时间。”

　　二是对反扒人员缺乏科学有效的管理。反扒行为是社会需要的行为，是社会提倡的行为，但长期以来，反扒行为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支持和保护措施。即使是一些基层公安部门因为工作需要，临时招聘一部分兼职反扒人员，也往往存在着“重使用、轻管理”，甚至“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现象，缺乏科学有效的管理教育，甚至是无人监管。当然，这些人更没有执法身份，公安机关在描述抓获经过时，一般都使用“群众扭送到公安机关”等字样，反扒人员＝群众。

　　三是一些反扒人员心理失衡。反扒人员主要职责是协助警察在车站、商场等人员相对集中的公共场所捉拿小偷。由于反扒人员不具有执法资格，不能单独行动，也无权配备警械，他们在抵制扒窃的过程中随时有被小偷群殴致伤的可能，因此反扒是一项高危险职业。“但他们的收入不高，从最初一月几十元，到现在最多每月500元。他们的低收入与小偷们轻而易举所得形成反差，导致心理失衡。”于是，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反扒人员就利用反扒侦查经验，掌握反扒侦查路线及时间，熟悉其他反扒人员及便衣警察等优势，与扒手相互勾结扒窃财物来弥补“缺失”的利益。

　　出路：一靠素质，二靠保障，三靠管理

　　客观地讲，在社会秩序不太好，警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反扒人员有其产生和存在的现实需要，他们所发挥的作用有目共睹。但从另外一个方面讲，由于这些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容易受到不良环境的影响，导致反扒行为超出“合法”的界限，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质变和异化，又有可能构成影响社会稳定的另一种隐患。

　　南京益和律师事务所雷汉舢主任接受采访认为，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是国家或政府的使命，国家也以法律的形式规定，维护公民财产安全的这一职责主要由公安机关来承担。所以从法律上讲，“反扒主要是公安机关的职责，是警察职责所系。”当然，我国法律同时规定公民有权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并将违法犯罪分子扭送公安机关。“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反扒人员将扒窃者扭送公安机关，也是一种尽义务的方式。”

　　如何使公民在履行义务的过程中，减少或杜绝自身的违法犯罪行为呢？“一靠素质，二靠保障，三靠管理。”东南大学博士生导师袁久红认为。据介绍，今年2月，海口警方在全国首开先河，公开向社会招募反扒志愿者，成立海口反扒志愿者大队，并给志愿者颁发证书明确他们的身份。警方在提供法律和技术帮助的基础上，要求义务反扒员在从事反扒活动时，只能和民警或便衣一起协助行动。同时也积极与保险公司协商为队员们办保险。“这将有利于反扒行为走上正确的轨道，让反扒人员依法反扒，做到不越权，不违法，促进社会治安稳定。”

　　关于反扒人员的素质，袁久红认为，富有正义感和责任感的人，应该是有关部门挑选反扒人员的首要条件。此外，还有两点要注意：一是身体素质好。“反扒是个苦力活，如果健康有问题，或体力不行，就很难胜任。”二是受过公安机关打击处理特别是有前科的人不能要。“这些人的意志一般比较薄弱，容易犯错误、出问题。”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些反扒英雄最终沦落成罪犯，与他们没有适当的保障有很大的关系。”袁久红认为，一方面对反扒人员的权利要有适当的保障，特别是当他们的人身权利受到侵害，如小偷对他们进行威胁甚至伤害时，公安机关一定要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另一方面，反扒人员的物质生活要有适当保障，除基本工资待遇外，可根据工作性质给他们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相关保险。“他们的基本生活一定要有保障，否则，很难保证不会有人‘反戈一击’。”

　　如何管理好这些反扒人员？袁久红指出有关部门要勇于承担管理责任，承认他们“为我所用”，并建立一套监督和管理的规章制度，定期检查、适时监督，真正用纪律和制度规范反扒人员的行为。“反扒人员为填补警力不足而由公安机关聘用，虽然工作存在隐蔽性和非连续性，但严格的管理确实是杜绝他们违法犯罪的一个重要环节。”即便个别人因反扒而触及法律底线，也是其个人法律观念不强，或尺度把握不当，或背离最初立场所致。“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2007年3月，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分局出台了《反扒联防队伍管理规定》。4月，该分局又开始公开招聘全职反扒人员，虽然他们否认“收编”这一说，但有理由相信，南京的反扒队伍管理将逐步走向规范化、法制化。(崔洁 肖水金 杨青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