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珍老人从银行监控录像发现，取走儿子存款的一共三人，其中一个貌似儿子，便担心失踪的儿子遭到绑架，于是向警方报案，得到的答复是“不予立案”——

　　儿子失踪

　　2007年6月6日，湖北十堰。

　　76岁的李玉珍佝偻着腰，满头白发，泪眼婆娑。“这是我一笔一笔写下的几十封求助信，请求有关部门帮我寻找儿子，可根本没人搭理我。”

　　李玉珍是湖北省郧县教研室退休教师，儿子常向阳是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公司质量部的一名工程师，2006年12月5日从郧县城关镇老家出走。

　　38岁的常向阳是李玉珍唯一的儿子。1990年从湖北工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东风汽车公司。“向阳所从事的工作是汽车质量检测，日常的工作是下厂检查，有时候被检查的单位请他们吃酒席，有时还送‘红包’，向阳看不惯，他回来常跟我说，这样做，我们的汽车质量怎么能上得去？”

　　李玉珍说，“由于儿子和别人的检查方法不同，可能违背了某些领导的意愿，影响了他和领导的关系，在工资调整中也遇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因此他感到了很大的精神压力。”2002年，常向阳被确诊患上精神分裂症。

　　李玉珍说，到2004年，常向阳三次犯病，两次入院治疗，病愈后回到公司上班。2005年夏天，儿子病情复发，他以要出国为由向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得知儿子在办解除手续时，李玉珍急忙和东风公司联系，“在我的阻止下，公司勉强暂缓解除合同事宜。”

　　2005年11月12日，常向阳被送进医院接受治疗。2006年3月出院。“出院后，向阳看到自己的工资长达6个月时间停发，还被要求尽快上班。作为一个需要缓解压力的精神病人，向阳难以忍受精神刺激最终离家出走了。”老人一手抹泪，一手拿着儿子的照片对记者说。

　　李玉珍带记者来到常向阳所住公司宿舍。那是一间大约20平方米的房间，屋内十分凌乱，桌子上落着厚厚的灰尘，屋内有一个用铁皮搭建的小铁屋。小铁屋高约一米五，里面仅能放置一张床，铁屋门口形如一个洞口，勉强一个人能屈身出入。李玉珍钻进小铁屋搬出一个大铁盆，“里面还有8个！”看记者惊讶，她说，“这是向阳犯病后弄的，他总以为有人害他，还说水里有人下毒，买了好多矿泉水喝。”说着就从一个木柜里搬出一箱矿泉水给记者看。“哪里有人要下毒？分明是犯病了。”老人自言自语。

　　儿子被绑架了？

　　发现儿子出走，李玉珍当即向郧县警方报案，而警方告诉她：“只能备案，不立案。”第二天一大早，她又匆匆赶到十堰，与东风公司一起向派出所报案，“向阳出走时身上带有身份证和存折，我们就想到查钱找人的办法。”很快就在工商银行东汽支行张湾分理处储蓄所查到常向阳的三个存折，一个定期存折是常向阳出走当天取完并销户，另两个是活期存折。

　　从此，李玉珍就注意向阳的存款动向，期待着能发现儿子的下落。2007年1月15日，她突然发现儿子的一个活期存折被人从张湾储蓄所取走并销户，这个意外发现立即触动她警觉的神经，她立即向十堰市公安局报案。“东岳公安分局(东风汽车公司保卫部)两名刑警和我一起查看了银行监控录像。”

　　然而，银行的监控录像却让李玉珍从此陷入无限的恐慌和担忧之中。

　　提起查看录像的情景，老人记忆深刻：“2006年12月29日下午2点多，监视镜头里先出现一个男的，戴黑色鸭嘴帽，形似向阳，在柜台前一闪而过，再未出现；第二个是女的，在柜台前时间长，未取款；第三个戴棕色头盔，数钱时间较长。这三个人一起取走常向阳的一笔存款，而且在取款单上签上了‘常向阳’的名字。”

　　“你能确认所看到的吗？”记者问。

　　“当然能，我亲眼看了两遍。因第一个人戴帽子不能确认就是常向阳，但个头相近且貌似，我担心儿子落入坏人之手。”泪水又一次淌过老人瘦削而苍老的脸。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李玉珍在家里突然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我拿起电话却无人应答，只听到人声嘈杂，夹杂着打骂声，‘他妈的，真顽固’，约有两分钟就断了。”李玉珍说，那一刻吓死她了。这个“奇怪电话”似乎印证了她的担忧，“难道儿子遭到绑架？”她当即就向郧县110报警，而对方称“无法监控那个电话号码”。

　　2007年2月2日，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公司质量部向李玉珍出示了一份取款说明，大意如下：常向阳2005年7月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申请后再未上班，因其未办手续又联系不上，质量部为其重新建立了临时工资卡保管起来。常出走后，其家人要求补发其工资，质量部从临时工资卡上取出9000多元存入其原工资卡。

　　也就说，取钱销户是东风公司所为，得知这一情况，李玉珍悬着的心才放下来，但也引起她的警觉：东风公司是不是和向阳一块取的钱？取款单上的“常向阳”是不是儿子签的？向阳会不会被绑架？种种推测和分析又一次让她坐卧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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