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2日，北京市公安局首次公开披露了本市三个主要的毒品市场：丰台区的万泉寺、宣武区的湾子、海淀区的魏公村。

　　警方表示，在持续大规模的打击下，这些地方的“毒品交易已不再像原来那样呈半公开化，毒贩和吸毒者在交易时已经完全转入了地下”。

　　这意味着，警方打击毒品交易已取得一定成效，同时，上述三个地区吸毒、贩毒现象仍然存在，但更为隐蔽。

　　6月5日至7日，本报记者独身走访了这三个地区，透过一个个普通的当地居民的眼睛，感知毒品存在的蛛丝马迹，并力图感受毒品交易猖獗之时，罪恶和病毒滋生蔓延的场景，以及这一场清毒风暴过后，人们酣畅淋漓的心情。

　　“远离毒品！！！”跨越世纪的口号，全世界人民深入骨髓的认识，与之相伴的，却是新型毒品的不断出现以及涉毒人群的逐渐扩大。在金钱与暴利的浇灌下，邪恶的罂粟花依然迎风展露她妖娆的微笑。

　　6月26日，第20个国际禁毒日即将来临，人类与毒品的战争，仍在继续。

　　“捷后”万泉寺

　　万泉寺村民王占理路过自家出租屋前，半掩的门后，一个男人正在给自己注射“药品”。

　　走过一段路后，王占理才猛然意识到，那药品可能是毒品。就那么如同电影镜头的一闪，让他“鸡皮疙瘩都跳了出来”。

　　2006年4月份，那个男人带着妻儿搬过来时，王占理还在为其支付的高额租金所庆幸，一间不久之前搭建的房屋，仅仅10平方米左右，却租出了700元/月的高价，而同样的住房，通常只能租到一半或更低的价格。

　　随后，通过介绍，更多的人租下了王家的房子，王家邻居的房子，同村一些居民家的房子，“直到有70至80户”。

　　平日里，王占理很注意观察这群被他称之为奇怪的人，“他们与其他租房的外地人不同，喜欢抱成一团，很少与外人交流”。

　　去年6月初的一天，在万泉寺村开小卖铺的刘胜利在公共厕所里第一次看到一次性针管，他以为是小孩子玩后丢弃的。不久，越来越多的一次性针管出现在公共厕所里，村里的犄角旮旯里，甚至他家的门口。

　　刘胜利介绍说，万泉寺村分为6个生产小队，涉毒人员主要租住在万泉寺村东北角，他所在的第6小队，“居民家屋前凡是堆着很多砖头的，之前都是违章建筑，原来里面住的就是那群人”。

　　“当确定这帮人里有人吸毒甚至贩毒时，已经赶不走了。”王占理感觉自己身边放了定时炸弹，6、7月份的时候，他都不敢去收租。

　　刘胜利的小卖铺离涉毒人员的租房不远，“一到晚上，巷子里是出不来进不去，人多的有点像菜市场”。他最腻味的一件事是：有人在他小店门前进行毒品交易。一到晚上，当有陌生人走到他那门口，掏出手机打个电话，然后驻足等待时，刘胜利通常会不耐烦地对那人挥挥手说：“到里面买去！”

　　“穿着运动鞋，四五个人一群，到我店里闲聊或四处转悠的，大多是‘便衣’。”在去年下半年，“便衣”开始三天两头出现，“大多数时候都不会‘空手而归’”。

　　然而，因为各种客观原因，毒品交易一度在万泉寺地区泛滥开来，有时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

　　“他们一次卖得量也不多，就100-200元/包，被抓了可能也定不了罪。”王占理这样理解，他的租户就有几个被公安机关带走过，但大多放了回来。

　　发现有大量人群涉毒后，除公安机关的打击外，“万泉寺村委及所辖区政府都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名万泉寺地区政府工作人员说，“现在村里有24小时巡逻人员，并在重要地段安置了监控设备。”

　　上午10点，两位戴着头盔，手拿警棍，在村里巡逻的万泉寺大队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白天8点半到下午5点，由万泉寺大队负责巡逻，晚上由巡逻大队巡逻；好几个月前就开始了。”

　　2007年6月5日，记者几乎走遍万泉寺村每个角落，琳琅满目的食品店、小饭馆、理发店突出了村里外来流动人员众多的特征；而不规则交错的巷子四通八达，“很容易逃跑”。

　　记者以想租房的身份询问当地一位年长者时，她建议在万泉寺村西南角一处新楼盘里租住，“比较安全，好多地方有人贩毒，厉害着呢。”万泉寺村“万润风景”小区的一位保安反问记者，“如果毒贩子就住你家隔壁，你能感到安全吗？”

　　“去年年底，在政府及巡逻大队的支持下，万泉寺村对现住租户进行了‘清理’，轰走了一批人，但因为漏下了几户与涉毒人员有联系的人家，也因为个别居民为高额租金所动，导致年后涉毒人员再一次聚集。”第6小队一名知情的工作人员说。

　　2007年3月底，在万泉寺村一间出租屋内，半夜出动的警方查获大量海洛因，有村民说是400克，也有言辞凿凿者称有700克；房东也被罚了8000多元。此后，随着警方打击力度的加强和违章建筑的拆除，涉毒人群逐渐消失。

　　一个曾租房给涉毒人员的房东告诉记者：“这些人中，一部分来自西客站湾子那一带，因那边打击得厉害才搬到这里；现在其中一些人搬到了木樨地和清河附近。”

　　谈到对那些涉毒人员的印象，这位房东说：“除了贩毒吸毒，不讲卫生外，这帮人还是挺本份的，自干自的，与当地人互不干涉。”

　　这与宣武区湾子的涉毒人员似乎有很大不同。

　　“清理”中的湾子

　　“找毒贩？往前走。”6月6日，在湾子路东边的一处商店内，当记者开口“前几天，北京市公安局公布了本市三个毒品市场……”一名服务人员没等记者说完，指着不远处说道。

　　在此之前，有媒体报道称，湾子东北角的平房内有涉毒人员，通常在路边的特色餐店和公共厕所内交易。

　　记者在路旁一家商店存放了随身携带的相机、录音笔等工具后，只身进入那片平房。平房区内，每间房子的面积都不大，巷子内堆放着一些杂乱的物品，使原本狭小的空间更为局促。脚下总是潮湿的路面，有几个妇女正在门口清洗衣物。

　　面对一个外来者，平房区内的居民始终盯着记者，偶有指指点点、交头接耳者。

　　路口的店面，和大多数普通小店一样，只是里面没有客人，几个伙计正在外面乘凉聊天，或无所事事。

　　“上礼拜来了一大批警察，连警犬都出动了。”住在附近的许明智说，“把那家饭馆抄了，很多东西都被拉走了，还带走了几个人”。

　　“2005年的时候闹得最凶。”在湾子东北角居住了10多年的高大妈说起这边的毒品市场时咬着牙，一脸怒气。她告诉记者，四五年来，湾子附近就听说有毒品交易，但自己从未亲眼所见。3年前，湾子东北角开始拆迁，在原来的住户搬走后，房子还未拆之前，突然来了一批外来人员居住，并且越聚越多，住不下了，就自己搭建棚子住。

　　“后来，这边的毒品交易便出了名了。”高大妈说，“我从楼上往外看，经常能看到毒品交易；那群人把毒品到处乱塞，墙角里、砖缝里，交易的时候再拿出来。”“当地居民直接把这块地方叫做‘毒品村’。”

　　此后2年内，夜幕一旦降临，高大妈再也没允许一同居住的外孙女走出家门一步，“晚上连大人都不敢出去，那群毒贩子到处乱窜，还偷东西、抢东西；有钱的，能走的都搬走了。”

　　在那片平房不远处，一家酒店的工作人员对“湾子的乱”深有体会。“2005年下半年，在这里走动都可能有危险；偷、抢随时可见。”

　　附近一家公司的保安告诉记者，当时严重到公司的员工上下班都不敢提包和打手机，一连发生了几次员工在大门口被抢笔记本电脑的事。

　　让路旁一家商店的女店主尤为恐惧的是那群人的眼神，一清早开门，那群人就在马路边上蹲着，“盯着你，稍不留神，抓了你店里的东西就跑，躲进平房区内；5分钟后，换了一身衣服又出来了。”

　　眼见着自己的东西被抢走，可谁也不敢追进平房区内。“说实话，一两个民警都不敢进去，更何况普通民众了”。“2006年初，一个贼偷了辆车逃进平房区，一个交警看到后追了进去，结果挨了一板砖。”这名店主回忆说。

　　“是毒品，让鱼龙混杂的人聚集了起来。”附近一家开了多年食品店的店主张勇说，以前经常有路人向他打听：“嗨，哥们，这哪有卖粉的？”

　　2006年2月份，张勇去路旁一公共厕所时，第一次近距离地亲眼所见毒品交易。“他们只看了我一眼，根本没有避讳的意思”。5个月后的一个下雨天，同样在那个厕所，张勇挤进人群，看到一个20多岁的女子躺在地上，身旁掉着一根针管。后来听说，该女子是因注射过量毒品致死。

　　“一年半之前，警察加大了对毒品和偷抢行为的打击；另外，因为各个工地陆续开工，大片平房被拆，现在毒品交易已经越来越少了。”张勇说。

　　“只是不那么明目张胆了，其实还有。”高大妈小声说道，“你要长时间注意观察，就能发现。”

　　这一点至少有物证证实。

　　记者等待多时，终于找到一名负责清理该地区的清洁工人。他向记者透露，每天清晨，在收拾平房区附近的垃圾桶时，仍有一些一次性针管出现。“以前，多的时候，每天都有几大包；现在少了些。”

　　“最早的一批涉毒人员，听说是从西三环附近，魏公村那一带跑过来的。”高大妈说。

　　从魏公村到增光路

　　“现在这里的治安好着呢。”6月7日，记者来到魏公村，在南北相通的社区街道里，一位臂戴“治安巡逻”袖章的工作人员称，他早已看到魏公村被列为三大毒品市场之一的报道，这让他感到惊讶。“听说过一些毒品交易的事，但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现在早就没了”。

　　记者在魏公村转了几转，采访了十多名当地居民，大家纷纷表示对毒品市场不知情，“至少没有公开化，所以普通民众不知道”。一位居民如是说。

　　“那是近10年前的事了。”朱木森在魏公村修了10多年自行车，对10年前的场景还记忆犹新，“当时这地段集中了大量吸毒、贩毒人员，一些小摊贩一边做买卖，一边贩毒，甚至自己也吸食毒品”。

　　他指着魏公村北角韦伯豪一带说：“那里曾经都是平房，有不少毒贩，污秽不堪；后来建了高楼，有正规物业和保安，毒品交易自然就消失了。”

　　毒品交易的“消失”不禁让记者松了一口气：在魏公村及附近，大学林立，有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社区内亦有小学、中学，学生模样的人随处可见。

　　而一个长期在魏公村附近拉活的出租车司机却告诉记者：“毒品交易肯定存在，只是由原来的公开转到地下了。”今年4月底晚上11点左右，从紫竹桥那上车一男子，到魏公村。上车后，该男子浑身颤抖。

　　司机关心地问了一句，他说没事。

　　“哥们，您肯定不吸吧？”对方问。

　　“吸什么？”

　　“吸粉。”

　　停车后，男子扔下50元钱，没等找零，就跑向了通往民族大学西路的一条巷子里。

　　“想找毒品交易地，可以去离魏公村不远的增光路看看。”出租车司机建议记者。

　　下午1点50分，记者到达增光路东口。附近一名交通协管员称记者找对了地方，他指着向西的方向说，“在红绿灯十字路口附近，长年有毒贩出没”。

　　他告诉记者，在6、7年前，因为平房拆迁等原因，一些外来人员开始聚集在此，其中包括一些涉毒人员。“前几年还闹得厉害，经常看到警察抓人，一问，基本是抓了吸毒或贩毒的；但随着道路两边的改建，一些涉毒人员已逐渐搬离。”

　　“那边还剩下一小块平房，你要胆大就进去看看；最好是别进去了，被那群人盯着，后背发凉。”

　　离红绿灯不远，增光路21号院外的马路长椅上，一位居住在此已四五年的老人刘荣光说：“去年夏天，马路边上还到处是贩毒的女人。”

　　午睡过后，刘荣光喜欢在马路边的长椅上静静坐会儿，而这两年，他眼前经常晃悠的场景的是：有人直接走到一个女人身旁，互不交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女人直接上前询问路人是否要粉，讨价还价后，要价300-400元/包的毒品最后可能150-200元/包成交；直到有一天，来了一堆警察，一些人被押进了警车。

　　日复一日，老人直问记者：“现在的人都怎么了？”

　　在老人的指点下，记者走进被其称之为“曾经是毒窝”的平房区内，在一个小巷子里，几家饭馆都大门紧闭，个别已是人去楼空。在一家特色饭馆门前的台阶上，一个30来岁的男人坐在地上，捏着一个烟头深深地吸了一口，头随着烟的吸入而扬起，一脸的满足。难以辨别，这是在享受午后的惬意，还是吸烟带来的“快感”。

　　临走之前记者鼓足勇气问了一句：“以前住这的人都去哪了？”

　　“都散了。”男人冷冷地回答。

　　(文中被采访者均为化名)

　　作者 周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