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敬明举家逃到江城(化名)已经快十个月了。6月6日，记者拨通了肖敬明的电话，电话那头的他刚说了几句话就哽咽了：“这哪是人过的日子，整天居无定所、提心吊胆……工作一时找不到，钱也花完了……”
很多人听到这里，或许会想到逃亡的犯人。
可肖敬明并不是犯人，而是一个曾经协助警方破获一起凶杀案的证人。然而，正是因为向警方举报了几个犯事的老乡，肖敬明才不断被人敲诈、恐吓，最后不得已带着妻子、8岁的女儿和刚满月的儿子举家逃到了江城……
目击凶案
肖敬明是贵州人，在逃到江城前，他在浙江省宁波市生活了6年，开过小卖部、台球房，也开过洗头房。在当地人看来，这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外地人，而在贵州老乡的眼中，他也算个有能耐的人。
于是，经常有老乡到他的台球房、洗头房串门。这些人中，有正经人，也有鸡鸣狗盗之辈。
“我们贵州人在宁波当混混的很多，他们平常干什么勾当我都有所耳闻。这些人我得罪不起，平常我都是敬而远之的，但他们中有的是同村老乡，有的是邻村的，甚至沾亲带故，有时想避也避不开。”肖敬明说。
去年7月14日晚，肖敬明外出办事回来。在家门口，他看到几个人在吵架。一边的3个是贵州人，其中一个是同村老乡赵伟，一个是邻村的钟力。
他一听就知道，这些人又在闹事了。“后来我才知道，受害人赵喜扬是吉林人，当时他们3人想讹赵喜扬的钱。”肖敬明告诉记者。
正准备进门，事情突然间发生了变化，他看到有两个人拿着钢管和菜刀气势汹汹地赶过来，和赵伟3人一起殴打赵喜扬等人，赵喜扬被钢管击中几下就倒地了。
“当时看见整个过程的就我和隔壁的那个安徽人，但安徽人不认识我这些老乡，所以真正的目击证人就我一个。”肖敬明说。
他认识那个拿菜刀的叫钱义，拿钢管的叫龙守莹。
警方赶到现场后，几个犯罪嫌疑人作鸟兽散，只剩下倒地的赵喜扬和几个工友，肖敬明帮警察将赵喜扬抬上警车。
经医院抢救无效，赵喜扬于第二天凌晨死亡。后经法医鉴定，赵喜扬系被人用钝器打击致重型颅脑损伤而死亡。
指证嫌犯
肖敬明帮民警把赵喜扬抬上车后，就有民警问他有没有看到是谁干的？“我当时想，这不能说，钱义、龙守莹这些人不能得罪，万一被他们知道是我说的，我死定了。”肖敬明回忆说。
后半夜，肖敬明被手机吵醒，是片区民警王必成打来的，说有事问他。王必成没有开警车，也没穿警服，一同来的还有派出所的副所长李东泉。
李东泉说：“当时我们告诉他，那个人死了，事情很严重，希望他提供线索，协助警方破案。而且我们也确实告诉过他，会尽量替他保密的，也会为他争取警方的线索奖。”
“当时警方估计这个案子是我们贵州人做的，所以就来找我了，我心里很矛盾，说还是不说？民警随后说了很多大道理，加上我想如果我不说，人家不是死得很冤吗？于是我再三叮嘱王警官，一定要给我保密，否则我得罪了那些人，以后就没好日子过了。”肖敬明说。
接下来，他一五一十地向警方说明了案发经过，也说了龙守莹住的地方，并动员老婆也向警方作证。警方迅速将龙守莹抓获。
“第二天，民警还带着我去汽车站和火车站指认另外两个犯罪嫌疑人：钱义和钟力。可这两人已经逃走了，后来我又提供了一些线索。”肖敬明说。
正是在他的协助下，警方在嘉兴海宁将钱义抓获，可没过多久，钱义就被放出来了。
“当时钱义一直不肯交代具体案情，虽然有其他的一些证据，但检察机关没有批捕，我们只能放人。”派出所副所长李东泉说。
除了钱义被抓，其他几个参与打架的人至今在逃。
举家逃亡
肖敬明说，钱义出来的当晚，就直接到他店里，责问为什么要举报他们，还说民警在审讯的时候跟他说，是开洗头房的老乡举报的。
“我哪敢承认啊，老婆孩子都在，万一出点儿事，我不是玩完了。钱义看我不承认，就说想借我家的音响听几天，第二天就来了一个三轮车运走了我们家的音响。”肖敬明说。
钱义讹走了一套音响后，又有两个人到洗头房闹事，结果肖敬明只能再掏了500元请这些人吃饭赔礼。
接二连三的事情让肖敬明越来越害怕，他觉得宁波是呆不下去了。钱义放出来一个星期后，肖敬明接到了一个表亲的电话，让他赶紧离开宁波，说否则钱义他们又要来报复了。
肖敬明迅速将当初投资了几万元的洗头房以5000元的价格脱手，趁着天未亮，带着老婆、孩子踏上了去江城的火车。“当时我不敢和老婆说是去江城的，只说回老家，8岁的女儿已经上二年级了，我们也没来得及和学校说一声。到了江城，我赶紧换了手机卡，除了亲人以外没人知道我逃到哪里。”
2006年12月6日，龙守莹被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判决书中，证人肖敬明和他老婆的名字以及证词，赫然纸上。
宁波的表亲又给肖敬明打电话说：“千万不要回宁波了，现在这里的老乡都知道是你举报的，一些人扬言要找你算账。”
春节前，肖敬明接到丈母娘的电话，说赵伟他们来过了，说是来玩玩的，但神色不对劲。紧接着他又接到老父亲的电话，说钟力、赵伟等人到处在找他。
这个春节肖敬明没敢回家。
然而一家人初到江城，女儿要上学，儿子还在襁褓中，老婆上不了班，几年来那点微薄的积蓄没过多久就花光了，等安顿下来后，肖敬明不得不开始找工作，可一直没能如愿。
无奈之下，肖敬明想试着卖盗版碟，可第一天露脸就被警察抓了个正着，幸好警方同情他的遭遇，警告一下就放了他。
那天晚上，一家人抱头痛哭……
“想想我这是何苦呢？当初干嘛非得去作证，原本一家人在宁波过得安安稳稳，如今颠沛流离不算，还整天提心吊胆。我真是觉得对不住老婆和年幼的孩子。”肖敬明接到记者电话的时候，正在建筑工地里打杂工。他说：“这是我上班的第二天，这段时间来一直靠向亲戚和老乡借钱度日。”
这十个月来，肖敬明不断向宁波市警方求助。他说：“宁波市公安局曾经有人让我回宁波，说可以提供帮助，但再次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就找不到这个人了。我也和派出所联系过多次，但至今没给我提供任何帮助。”
救济之缺
作为警方的证人，在犯罪嫌疑人受到法律严惩后，常常可以以一个全新的身份，在一个人地两生的城市开始新的生活……
“这只能是在国外影片里看到的故事情节，就目前来讲，我国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也没有一个专门的证人权利保障制度。”宁波市检察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检察官说。
他认为：“我国属于乡土社会，老百姓宗族观念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事理念根深蒂固。在这种背景下，证人不出庭、消极作证，甚至作伪证屡见不鲜，因此证人会不会积极作证或如实作证，并不是光靠一个完备的证人保护救济机制就可以解决的。”
这位检察官说：“我认为，就目前来看，我国根本不可能建立这样的机制，也根本无需建立这样的机制。原因是，对于‘陌生证人’来讲，犯罪嫌疑人很难找到并报复；与宗族或某个团体利益相关的证人，自然有宗族或这个特定的团体来保护；与宗族利益相悖的证人自然会选择自我保护，那就是不作证或消极作证，如果证人自己肯作证，那他肯定已经充分地权衡利弊，觉得可以安全作证，所以也不需司法机关来保护了。”
相对于这位检察官的看法，警方对证人的保护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记者从宁波市公安局江北分局了解到，肖敬明出现困境后，确实多次向该局致电求助，民警也曾经与法院沟通，希望在判决书中不要出现肖敬明的名字，但法院认为，肖敬明作为主要证人，不能用化名或者隐去，否则难以体现司法公正。
“我们还曾想过，给他另外找份工作，让他回宁波来，可落实起来有困难。”江北分局洪塘派出所教导员吕平告诉记者，“现在很多案件发生后，根本找不到证人，给我们破案带来难度。其实我们很想通过积极地保护证人来获取证人的支持，但毕竟受到经费和条件的限制，只能在具体工作中加以注意，比如在向证人调查取证时尽量不开警车、不穿警服，在治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上尽量不出现证人的名字。”
吕平所说的证人保护仅限于一些警方自己能处理的治安行政案件，一旦涉及刑事犯罪，证人的保护就不受警方控制了。即便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不暴露，到了法院庭审质证和判决时，证人的名字和证词的内容是一定要公开的。
“其实，我国亟需一个公检法联动的证人保护机制。”吕平说。(作者：余东明 李建平 谢台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