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任意一处，王玉珍“闭着眼睛都能摸过去”。这位年逾六旬的老人，在这里生活了近40年，熟悉每一个角落。

　　可眼下，老太太每走几步路，便会不安地瞅一眼身边的房屋。她的脚步很轻，轻得“像猫一样”。说话声音也不大，只是偶尔说到激动处，才会略微提高嗓门。

　　“我怕把房子震塌。”她指着不远处一处宅子轻声说。这个村子地下空了，房子随时可能倒塌，她觉得自己得处处小心。

　　这种走路说话的方式，并不是老太太所惯有的。从前，她步子又快又重，嗓门也很大，即使打招呼，声音也出奇地响。心情愉快的时候，她还会扯上几嗓子，唱得铿锵有力。但自从她家的房子坍塌以后，她的脚步和嗓门就变成了如今这样。

　　不远处那栋两层的青砖小楼，并不破旧，但墙体上赫然布着一道虬曲的裂纹。

　　“都是煤矿闹的。”老太太被夕阳拉长的影子在地面上缓缓移动，“自从煤矿来了，一切都变了。”

　　能走的都走了，村子成了空村

　　靠近可乐山山顶的大安头村海拔900余米,位于山西省阳城县东北约20公里处。2005年，一条窄窄的水泥路劈开大山伸进村子。不过，具有现代文明意味的公共汽车从未在此现过身，倒是轰轰作响的采掘机，早在2003年，就已深入到这个村子的地下了。

　　这一年春天，山西省晋城市煤业集团旗下的寺河煤矿，开始在村子的周边开挖，一条主巷与村子擦肩而过。这个年产1000多万吨煤的现代化企业，采用德国和美国的先进技术和设施，悄然改变了这个山村的生活。

　　整个大安头村见不到任何煤矿的标志：既没有满脸煤灰的矿工和漫天飞舞的煤尘，也听不到机器的轰鸣声和雷管的爆炸声，然而大山的肚子，很快就被现代化机械洗劫一空，灾难性的后果接踵而至。

　　首当其冲的是房屋。最初是屋顶漏雨，墙皮脱落，墙体裂缝，接着房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地面沉陷，墙体倾斜，门窗变形，大梁错位，直至房屋倒塌。

　　王玉珍家的三孔窑位于寺河煤矿划定的采掘区内，属于搬迁对象。因找不到合适的房子，又迟迟拿不到补偿款，全家只好将就住着。2003年，窑洞开始出现裂缝，不久常有墙皮或挂件无端脱落。次年5月，三孔窑在一场大雨中坍塌。

　　即使是采掘区外的房屋也未能幸免于难。陈小娥家预制板结构的二层小楼建于2000年，如今大门口和院子里已是杂草丛生，房屋墙体上布满裂缝，活像老树皮。地面的一角已经下陷，墙体明显倾斜。几块玻璃因门窗变形而破碎。木头柱子三三两两支楞着，勉强支撑起因墙体倾斜而错位的大梁。一面墙有三个角缝透出光亮，跟别的墙不搭边，几欲倾倒。

　　陈小娥远远站着，不敢靠近。“小心墙倒了。”她摆弄着手中的钥匙，催促道，“这里危险，快点走吧。”

　　眼下的大安头村，无论是新房还是旧房，无论是采掘区内的房屋还是采掘区外的房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损害。全村近百处房屋，其中一半以上的新房，70%已不能居住。

　　当山西这个资源大省像一台巨泵，为这个高速运转的国家源源不断输出能源时，并非只有大安头村遭遇这样的命运。2004年的数据显示，山西省各类矿山采空区面积达2万余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1／7，且以每年94平方公里的速度递增。采煤造成地表塌陷1842处，地表破坏面积4.7万公顷。

　　人们被迫出走。2004年数据显示，近10年来，山西省地质灾害已迫使145个村庄整体搬迁。而在400余人的大安头村，如今也只剩下不到一半人口，其中多数是老人、妇女和小孩。剩下的人，要么跟别人家挤在一起住，要么仍旧住在自己摇摇欲坠的危房中。

　　“能走的都走了，村子成了空村。”王玉珍说。她也想搬走，可是没有钱，也不知道能搬到哪里去。

　　我梦到房子塌了，把我活埋了

　　王玉珍老太太不得不继续生活在恐惧之中。

　　她原本胆子很大，连山上出没的山猪、狼等野兽都不怕。可是，当寺河煤矿开进这个山村脚下后，她还是感到了恐惧。

　　“下雨天我害怕，睡觉我也害怕。”王玉珍说。每遇下大雨的时候，她躺都不敢躺，要么索性坐着，要么拉上丈夫住到别人家，等待天气放晴后再回来。

　　从2003年春天她家窑洞出现裂缝开始，王玉珍便再也“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几乎每天晚上她都要支起耳朵听听房屋的动静。有时，躺上了床也会冷不丁地坐起来，开灯检查房子。

　　“有几次，我梦到房子塌了，把我活埋了。”王玉珍说，她甚至盼着窑洞早点塌，那样她就不用再夜夜担心了。

　　像王玉珍这样精神高度紧张的人并不少见，村里几乎每个人都有类似经历。“动静大的那段时间，有的人还会在半夜跑出去，有的人整宿都不敢合眼。”38岁的村医李小志说。

　　李小志一落座，陈小娥就把胳膊伸过去，让他把脉。“她是前些年受了惊吓，症状比王玉珍严重。”村医介绍说。

　　也是从2003年春天开始，也是房子裂缝闹的，陈小娥几乎每晚都失眠。晚上，她总是开着灯，和衣躺下，随时准备逃出屋外。那年9月，正当她关电视准备躺下时，玻璃破碎的声音让她惊恐不已。独自在家的她不敢待在屋子里，站在露台上哭了整整一夜，“右眼肿得什么都看不见”，“比核桃都大”。

　　一个多月后，陈小娥便急着搬进了丈夫哥哥的房子，那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好房子之一。然而历经多次惊吓的陈小娥却落下了病根儿，时常感到头晕心悸，浑身乏力，有时还会晕倒。最长的一次，她休克了半个小时。看病花了五六千元，但效果不大。

　　“现在我都不能算一个劳力哩。”陈小娥苦着脸说。她请村医“弄点好药”，“地里的活儿多，我不去干，以后就要挨饿了。”

　　但村医只能表示无奈：“我治不了你的病。多休息，多调养，不操心，也许能恢复。”

　　这是一场可怕的游击战争

　　让王玉珍备感惊恐的三孔窑终于在2004年5月坍塌了。但是，她的丈夫，“一个胆小的男人”，却因房屋坍塌受到惊吓，病倒在床。中医诊断是寒辛寒酸。

　　王玉珍不得不带着患病的老伴到处找房住。好不容易找到一处，可住不了多久，新找到的房子也开始岌岌可危，她便又不得不再次踏上找房之路。由于老伴的病，王玉珍遭到多家拒绝，因为“别人怕老汉老在他们家，不吉利”。

　　事实上，早在2003年夏天，村里人就跟王玉珍一样，开始奔波起来。工作歇下来了，地里的庄稼活儿也顾不上了，喝酒打牌的男人少了，扯闲话的女人也看不到了，人们穿梭于村中，目标只有一个：看有谁家的房子还能凑合着住，能让日夜惊恐中的一家人有个栖身之地。

　　不停地搬进搬出，很多人家的包裹就没有打开过，随时准备搬迁。有些家庭分散住在不同人家；有些家庭吃饭睡觉不在一处；有些实在找不到房子，便干脆离开村里。自2003年起，大安头村没搬过家的人在20%左右。

　　这种状态持续了两年。直到2005年寺河煤矿的采掘面远离这个村庄，情况才略有好转。但房屋继续出现问题，只是速度缓慢了一些。

　　“这是一场可怕的游击战争。”村医李小志这样形容村里人这几年的生活。

　　他已记不清楚自己搬过多少次家了。他家预制板结构的两层楼房于2002年完工，共计花费15万元。但一年后，房子就不能住人了。其损毁程度，与陈小娥家的房子不相上下。如今，这房子只用来存放粮食和家具。因为漏雨，家具大多已破烂不堪。

　　2004年4月，李小志夫妇第一次搬家。然而9个月后，借住的房子也成了危房，他们只好第二次搬家。没过多久，他又不得不再次搬迁。这时，村里几乎所有还未变成危房的房子都已经住满了人，有的房子甚至挤了三四家，10多口人。夫妻俩只好蹭觉蹭饭，从东家跑到西家，再从西家跑到另一家。最多时住一个月，最少时只能住两三天。他们打过地铺，睡过窝棚，和别人挤过炕头，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3个月。

　　到别人家蹭住，李小志夫妇感觉不好意思，几乎每次都会带上一些东西，这增加了他们的开支。他还答应过给别人付房租，可至今未付。李小志认为，如果他不是村里唯一的医生，他的命运“不会有如此幸运”。

　　“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样给毁了。”站在自家废弃的院里，李小志说。院子里长出一棵麦苗，他用力拔了出来，苦笑道：“长得比地里的都好。”

　　村民们不断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他也屡次找村里和镇里的干部说明情况，可至今没有人告诉他该怎么办。

　　“我感到无助。”李小志说着，猛吸一口烟，呛得一阵剧烈咳嗽。

　　相比较起来，王玉珍还算是境遇好的。她最终找到镇里，经镇领导出面协调，2006年正月,她搬进了村委会原办公室。但住进去没几天，老伴便去世了。

　　“老汉咽气前还说想老在自己家里。”王玉珍回忆着，眼泪流到下巴，她也顾不上擦。为了治好老汉的病，她花光了几乎所有积蓄。而老伴去世后，她“连给他找个放棺材的地方都找不到”，只好停放在楼下原来的村卫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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