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22岁的如皋妇女周粉英被侵华日军抓进“慰安所”；1941年春，其丈夫背负国仇家恨参加新四军抗日杀敌，不久壮烈牺牲。

　　“小媳妇”被抓进“慰安所”

　　昨天上午，家住如皋市白蒲镇杨家园村的村民姜伟勋十分激动地给本报记者打来电话，说他看到4月26日扬子晚报报道了南京惟一公开身份的慰安妇“活证人”——雷桂英老人刚刚去世，他将这一消息告诉自己91岁母亲周粉英时，已双目失明的老母亲当即老泪纵横。在家人的一再鼓励下，老母亲终于愿意公开自己万分屈辱的“慰安妇”身份，作为日渐稀少的“活证人”希望“保住那一段历史”，并对当年侵华日军进行血泪控诉。

　　记者赶到周粉英老人家时，姜伟勋立即将双目失明的老母亲从卧室搀扶出来迎接，只见老人左手拄拐杖，用颤抖的右手向前摸索着拉住了记者的双手。记者问老人高寿，老人答道：“91岁了，属蛇的，农历五月十五生日。”今年64岁的姜伟勋补充说，老母亲生于1917年，今年整整90周岁，虚岁91，去年贺了90岁大寿。随后，在自家破旧的平房前，周粉英老人和儿子姜伟勋向记者讲述那段屈辱的经历——

　　民国期间，位于江苏东部的如皋县，号称“民国第一大县”。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后，不久便将罪恶的铁蹄践踏到如皋这片土地上。1938年春天，日军侵占了如皋白蒲镇，在本地四处抓人供他们奸淫享乐。从小做童养媳的周粉英当年22岁，她和小姑两人听到日军暴行的风声后，就一直躲藏在邻居家用来磨面的磨盘下面，惊恐万分，一天没敢出来吃饭。但她俩最后还是被日本士兵找到了，在磨盘揭开的一瞬间，周粉英和小姑魂都吓飞了，当即瘫倒不能动，但她俩还是被“鬼子”绑走了。至今，周粉英老人仍清晰地记得，当时那群“禽兽”将她们绑好后就抬到一架板车上，就像拉牲口一样拉走了。

　　周粉英和小姑被抓到位于白蒲镇上日本军营里的“慰安所”，她们看到，一同被抓进去的还有其他村的姑娘，共20多人，她们都一起被关在简易的木屋内，成了固定的“慰安妇”。周粉英老人回忆说，当时军营里大约有50多个日本官兵，她们都被编了号，她是“1号”，她们每天都要遭受这些“鬼子”多次的奸淫蹂躏，“鬼子”来叫她们，只喊编号，没有名字。一旦有人不愿意，就会遭到鬼子的毒打。“慰安所”昼夜都有日本士兵轮班看守，连她们上厕所也有人跟着。每晚，她都能听到姐妹们凄惨的哭泣声，她自己的眼睛也一次次哭肿了，后来眼睛一直就不好了。后来，“慰安所”里共被抓进48个姑娘。

　　约两个月后，白蒲镇上一名有势力的官吏因看上周粉英有几分姿色，便花了一大笔钱，将周粉英从“慰安所”里赎了出来，准备纳她为妾。但与丈夫倪金成感情甚笃的周粉英誓死不从。

　　丈夫参加新四军 抗日杀敌壮烈牺牲

　　提起丈夫倪金成，周粉英老人的嘴角不停地抽搐，表情显得无比痛苦，她颤抖的手将拐杖使劲地敲击着地上，脚也不停地跺着。姜伟勋告诉记者，老母亲这是在表达对日本侵略军的血泪控诉，因为倪金成是参加新四军后在一次与日军的战斗中壮烈牺牲的，从此，周粉英的心里除了流泪，还一直在流血。

　　原来，因为国仇家恨，周粉英的丈夫倪金成对日本侵略军恨之入骨，身为热血男儿的他一次次寻找机会痛杀日本“鬼子”。1941年4月，倪金成终于等来了新四军路过如皋白蒲，他毅然离开了心爱的妻子，成了新四军“老一团”一名战士。不幸的是，当年7月在当时泰兴县古溪的一场战斗中，倪金成英勇杀敌，直到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壮烈牺牲。全国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泰州行署批准倪金成为革命烈士。

　　姜伟勋是周粉英与后任丈夫所生的，姜伟勋还给记者拿出母亲收藏多年的一份“革命烈士”证明书，正文写有“倪金成同志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1983年5月”，并加盖公章。

　　在这份证明书的左边，还贴有一份加盖民政部门公章的表格状公文，上面标有“苏烈字第610570号”字样，还填有烈士“出生时间：1913；籍贯：如皋蒲西公社杨家园大队五队；生前所在单位及任职：老一团战士”等内容。

　　记者从如皋市民政局了解到，姜伟勋反映的情况属实，他母亲周粉英从1983年开始享受“烈属”待遇，抚恤金从当初的每月6元到现在每月400元。去年，当地民政部门还专门为周粉英老人庆贺90岁大寿。

　　毅然公开身份想“保住一段历史”

　　谈到老母亲为何愿意公开“慰安妇”身份时，姜伟勋说，如今老人能够不顾个人屈辱公然站出来指证侵华日军罪行，这是为我们民族换回尊严，应该得到全社会的理解、尊重和支持，我们全家人都对她无比尊重和支持。

　　姜伟勋告诉记者，由于过去在他们家族中都知道他的母亲曾经被日军抓作“慰安妇”，他们作为后人也感到十分屈辱，老母亲和他们一直也不愿提及此事，就怕刺痛老人难以愈合的伤口。母亲当年在丈夫牺牲几年后，才嫁给了后任丈夫，直到28岁时才生了他这个独子。为了儿子成长中不被人看不起，他的父母甚至还不想让他知道那段屈辱的历史，他的生父到临终前都没有向他提过一次“慰安妇”这个词。

　　但近年来，随着日本某些势力一直歪曲历史，甚至不承认侵略中华、不承认侵华日军当年在中国强征“慰安妇”，又随着中国慰安妇“活证人”的日渐稀少，他们全家人都觉得，老人当年被抓作“慰安妇”，这不是她的过错，她是一名比谁都痛苦的受害者，这是历史的悲剧，是一个民族“落后就要挨打”的缩影，更是日本侵略中华不可毁灭的铁证。如今，老母亲年事已高，她想在她有生之年再次控诉侵华日军的滔天罪行。

　　姜伟勋说，整整70年过去了，愿意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寥若晨星，如今每位“慰安妇”的血泪控诉，都可能是最后一次。不久前，他在扬子晚报上看到南京惟一公开身份的慰安妇“活证人”——雷桂英老人刚刚去世，深深触动了他和老母亲。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首次就战后中国个体公民对日索赔权作出判决，裁定原告中方败诉。而包括细菌战、慰安妇、强制劳工等尚在艰难的诉讼过程中。他们全家对此万分愤慨，于是老母亲毅然公开身份当“活证人”，以绵薄之力保住“那段历史”。(缪礼延)

　　新闻资料

　　在日军铁蹄肆虐下的中国，至少有20万妇女被逼充当过“慰安妇”，其中大部分被日军凌虐致死；日军在中国20多个省市设立的“慰安所”不少于1万个。没有人知道究竟还有多少幸存的“慰安妇”，当年侥幸走出魔窟的很多人，今天仍然因为那曾经不堪承受的屈辱和苦痛而沉默不语。

　　南京“最后一个慰安妇”逝世

　　4月25日下午3点12分，南京最后一个慰安妇“活证人”雷桂英在南京去世。至此，南京唯一站出来承认自己是慰安妇的人证告别了人世。

　　24日，重症室医生已经发出口头通告，宣布雷桂英已经脑死亡。病房前堆满了社会各界和普通市民送来的鲜花，插着小小的祝愿卡。

　　“树大根生，落叶归根”，雷桂英的养子唐家国在记者面前哭红了双眼，哽咽着说：“老人家一直希望回老家，按照农村的老风俗，老人病逝后也要回趟家。”唐家国低着头，声音低沉沙哑：“老人家就这么走了，我没法报答她的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