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阳市一个居民小区附近，经常可以看到一对捡破烂的母女。女儿名叫李秀丽，十年前在她还是一名快要毕业的大专学生时，突然接到学校退学的通知，从那时开始，她就跟着母亲以捡垃圾为生。

　　曾经的大学生为什么如今要捡垃圾呢？据李秀丽回忆，十年前，也就是1997年11月28日，和她同寝室的同学张翠霞发现自己存折上的600元钱在当天上午9点被别人冒领了。张翠霞报警后，沈阳市公安局一名叫董兆宏的民警来调查这起案件。逻辑推理后，民警董兆宏认为，取钱的人就是偷存折的人。但由于案发的银行在十年前没有安装监控设施，小偷留下的唯一的蛛丝马迹就是在取款单上的笔迹。董兆宏准备通过笔迹鉴定来破案，并把鉴定目标锁定在李秀丽和另一名女生身上。

　　李秀丽说，那天，她和另一个女生填写了民警董兆宏拿来的很多空白取款单，作为笔迹鉴定的样本。两个月后，笔迹鉴定结果出来了。董兆宏跟她说就是她，听到这个结果，她当时就感觉脑袋炸了。

　　当时民警董兆宏拿出的鉴定结论上写着：“送检取款凭条上，有关取款人填写的字迹是李秀丽所写。”而李秀丽也在那天写下承认自己是小偷的交代材料。可李秀丽说，当初承认偷窃，是迫不得已。当时太无知，被民警吓得编了个口供。

　　随后，李秀丽翻供了。她向办案民警董兆宏提供了自己没有作案时间的证据：有三名同学书面证明，那天他们和李秀丽一起上自习，案发时她没有出过教室。在李秀丽的强烈要求下，民警董兆宏答应换一个鉴定部门，再做一次笔迹鉴定。

　　很快，第二次的鉴定结果也出来了。董兆宏拿着一张纸找到李秀丽，纸上写着经两次笔迹鉴定都是李秀丽。随后，公安机关作出了处理意见：李秀丽偷窃存折，冒领他人存款，应予以治安处罚。但考虑到李秀丽是在读大学生，公安机关把处罚权交给了学校。1998年4月6日，学校对李秀丽作出勒令退学的处分。

　　据李秀丽说，当年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在班里担任学习委员，她所学的机械制造专业当时是很热门的，眼看再过两个月就要毕业时却被勒令退学了，她的前途变得一片黑暗，而靠捡垃圾供她读书的母亲也感到特别失望。

　　为讨清白奔波辛苦整七年

　　公安机关都已经作出了认定，李秀丽就是小偷的事实似乎是板上钉钉了。可李秀丽还是不服，被勒令退学后，1998年5月，李秀丽对公安机关提起了诉讼。半年后，法院作出的判决给了李秀丽一次机会。判决要求公安局更加严格地履行程序，重新作出偷窃认定。

　　法院作出的判决应该是让李秀丽看到了希望，但是她等来的又是什么呢？拿着法院的判决，李秀丽反复到公安局要新的认定结论。据李秀丽说，1998年年底，突然有一天，公安局的人开车来接她去取结论，但是取结论的地点不是公安局，而是看守所。“我一下车就拽着我妈不松手，他们就硬拉，把我妈拉到外面，把我使劲拖到里头去了。我进去之后，他们给了我一个劳动教养决定书。”这份由沈阳市劳动教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上写着：“李秀丽进行盗窃活动，危害社会治安，根据有关规定，决定劳动教养一年。”

　　一年后，李秀丽劳教期满。从劳教所出来，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法院，把沈阳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认定劳动教养错误。

　　李秀丽认为，翻案的关键在于笔迹鉴定结论能不能改变。带着案发时间前后的作业本等材料，她从沈阳来到北京，找到了著名的物证学专家徐立根教授。徐教授在这些资料里挑出了大量的样本，和那张被冒领的取款单上的字迹进行了比对。随后，徐教授以北京物证技术鉴定所的名义作出了结论：取款条上的几个字不是李秀丽写的。

　　拿着徐教授作出的鉴定结论，李秀丽觉得打官司有信心了：“当时我看了之后，真是像救星来了似的。”

　　之后几年，李秀丽就用这个鉴定结论作为证据，来洗刷自己的恶名。但这个过程之漫长，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李秀丽一边和母亲捡垃圾维持生活，一边一次又一次地跑法院打官司，这一跑就是七年。

　　2004年9月，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劳动教养委员会认定李秀丽盗窃的事实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判决撤销劳动教养的决定和以前所有的法院判决，并予以李秀丽国家赔偿1.9万元。事件发生时，李秀丽只有21岁。打完这场官司，她已经28岁了。这个判决她等了整整七年。

　　一人办案致笔迹送检存疑点

　　虽然法院的判决证明了“公安机关认定李秀丽是小偷”是一个错误，可当初为什么会产生如此错误，让一个风华正茂的大学生蒙受了七年冤枉呢？公安局是依据两次笔迹鉴定的结论作出的错误认定，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笔迹鉴定就是错误的呢？徐立根教授说，鉴定出错是有可能的，关键是要看错在哪里。有可能是送检人在样本的收集上有毛病，必须了解他在什么情况下怎么收取的样本。

　　徐教授首先对收集样本的过程产生了质疑，在有问题的那两份鉴定书里，都有民警董兆宏让李秀丽和另一名女生填写的空白的取款单样本，那么十年前，收集这些样本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呢？李秀丽说：“让我们俩都写了一百多张这样的空白取款单，都是一样的内容，我俩谁都没做标记，也没签名字。”记者看到，在认定李秀丽是小偷的鉴定样本里，的确没有李秀丽书写的签名。

　　“没有签名，是不是最后谁给她调包了，那就不好说了。”徐教授认为，除了收集样本是个关键，送交鉴定部门的过程也非常重要。那么，十年前，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收集的鉴定样本？又是怎样送检的？这些只有当时的办案民警明白。

　　带着诸多疑问，记者来到沈阳市公安局，寻找当时的办案民警董兆宏。公安局的有关人员告诉记者，他们这里已经没有这个人了。他受处分后，早不在公安局了。

　　通过查找，记者在沈阳市一所大学里，找到了担任保卫干部的董兆宏。听到记者提及李秀丽的事，董兆宏马上走开。

　　在案卷卷宗里，记者查到，法院询问了董兆宏送交鉴定样本的过程，董兆宏说去送检的过程中只有他一个人。由此可以看出，那些样本只经过董兆宏一人的手，没有他人监督。

　　依据法院判决，公安机关认定李秀丽是小偷就是个错误，那么在李秀丽提出疑义的情况下，为什么坚持对她进行劳动教养呢？记者到公安机关了解当年的情况，但得到的答复是“此事不能接受采访”。

　　清白讨回拾荒现状未改变

　　李秀丽等到了这样一个判决，她的生活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她目前的状况又怎么样？

　　600元钱被盗事件从发生到今天，已经有十年了。对于公安局来说，这也许就是个谁也没有兴趣再提及的案件。但十年的时间却彻底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李秀丽当年的同学们如今大都已成家立业了。而那个曾经也被怀疑盗窃，和她一起做了笔迹鉴定的女孩一毕业就回了老家。这十年中，李秀丽也四处寻找工作，但没有文凭、又被劳教过，这让她四处碰壁。无奈之下，李秀丽只能和妈妈一起去捡垃圾。吃的菜都是她们到附近的市场上捡来的。

　　但眼泪和委屈无法改变现状，李秀丽明白，要想让社会接纳自己，一切还得从头开始。她找到学校，要求学校为她恢复学籍、颁发毕业证、分配工作，并提出经济赔偿48万元。而学校表示，他们只能满足第一项要求，如果她申请，他们应该为她恢复学籍。

　　2006年年底，李秀丽到法院，提起了要求学校民事赔偿的诉讼。目前，还没有工作的李秀丽继续靠捡垃圾维持生活。

　　专家说法

　　公安机关的认定及处罚均存在证据不足

　　撒贝宁(央视《今日说法》主持人)：我们看到，公安机关认定李秀丽有偷窃的行为，主要证据就是那两份笔迹鉴定。单凭笔迹鉴定，是否能够认定一个人的偷窃行为？

　　洪道德(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应该是不能的。因为笔迹鉴定是间接证据，它最多只是证明了这个取款条是某某人写的，但这某某人取款的存折是哪儿来的、是怎么来的，可是跟这个鉴定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单凭笔迹鉴定只能证明其中的一个环节，背后其他的事儿鉴定解释不了。

　　撒贝宁：法院作出了个判决，要求公安机关重新再认定一次。这个判决依据是什么？

　　洪道德：李秀丽亲笔书写的供词和鉴定结论应该说是吻合的，因为她承认自己偷了。但我们一定要注意一点，李秀丽现在说当初亲笔书写的供词内容是被逼的。第二次鉴定是在李秀丽的亲笔书写供词以后才搞的，这就说明李秀丽的亲笔书写供词已经被公安机关否定掉了。那么这个案子认定李秀丽有盗窃行为的证据，又只剩下一个鉴定了。而鉴定这个证据是永远成不了直接证据的。

　　除了鉴定之外，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证据，就是三名同学证明当时李秀丽没有作案时间。所以，这两个证据相互矛盾。基于这样的证据，认定她盗窃应当是证据不足。

　　撒贝宁：通过记者调查的情况，您怎么看这一年的劳动教养？

　　洪道德：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对她进行劳动教养显然是证据不足。当时的公安机关怎么会突然对她劳动教养了？我想是一个执法理念的问题。可能因为李秀丽对这件事不依不饶，公安机关感觉面子下不来，认为公安机关做的决定作为公民就应该服从，要不服从，后面可是还有比这更严厉的措施。

　　公平正义取决于办案的每一个细节

　　撒贝宁：现在李秀丽这件事算是还了她一个清白，可是这中间还有三份鉴定，其中两份认为是她写的，一份认为不是她写的，原因就在于这个比对材料有问题。

　　洪道德：送检样本当初是一个人去送的，这不合法，应该至少两个人去送，相互监督。

　　法律对公安人员所有的侦查活动都是要求不能少于两人，到今天来看，它是形成疑案的一个很重要的程序上的原因。所以，后来发生的这些事情，包括公安机关自己都说不清楚。

　　撒贝宁：通过整件事，您觉得它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什么？

　　洪道德：在办案程序上面的违反规则，很可能给一个人带来相当大的损害，甚至是终身的磨难。这个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所以我们每个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公安办案人员，要慎重对待自己手中的权力。

　　撒贝宁：公平正义取决于每一个微小的细节，如果说在整个调查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严格地按照法律的程序和法律的规定去办案，很有可能最终的结果会伤害到一个公民。所以我们也希望，这样的错误在今后不要再发生。(张婉婷、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