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长彭晓敏在媒体公开表示，对反扒志愿者的行动给予支持，并承诺要整合社会资源，成立反扒志愿者大队，收编反扒志愿者。据了解，目前在全国有上海、广州、西安等许多城市的反扒志愿者组织在行动，但到目前还很少有城市公开承认反扒组织的合法性。因此，海口警方这种开创性举动一时间引起全社会关注。(4月9日《法制日报》)

　　警力有限，民力无限。确实，通过整合社会资源，成立反扒志愿者组织，公安机关收编民间反扒志愿者，很好地解决了民间反扒志愿者的“名分”问题。自此，民间反扒志愿者的反扒行为获得了合法性，摆脱了往昔的身份尴尬，对打击小偷会起到更好的震慑作用，社会公众将会从中受益。

　　基于这样的美好预期，很多人对警方收编反扒志愿者大声叫好，我想这正是社会正气的伟力所在。但是，我们似乎又不该这么全然乐观。应该知道，反扒本是警方的责任，公众为了公共安全的需要向警方授予了这一权力，并且支付了工资。公众授予这一权力是有条件的，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应尽量避免执法权力被滥用。这个意义上，警方收编反扒志愿者，一方面有失职的嫌疑，另一方面也有私自转让执法权的嫌疑。正如权力过大会造成权力的狂暴或背叛，授予特定人群的执法权被更多人享有，同样是有风险的，我们必须保持应有的警惕。

　　倡导见义勇为，不是为了减少执法成本，而是为了弘扬社会正气。民间反扒本质上同样是弘扬社会正气的义举，它被警方收编之后，却成了警方减少执法成本的工具，这就有可能滋生警方的执法惰性，甚至出现“不拿工资的干事，拿工资的不干事”的情形，这无疑是对社会正气的一种侮辱。

　　而且，任何社会正气，具体到每个弘扬它的个体，都是有局限性的。所谓“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好事”。反扒志愿者被收编，弘扬社会正气成为一种近乎职业性的行为，这需要多么大的定力呢？很显然，如何保证被收编的反扒志愿者“一辈子都做好事”，显然是个难题。而且，这个难题在招募反扒志愿者时其实就已经开始：警方如何来鉴定报名者的“强烈社会正义感”呢？ (作者：舒圣祥）